透过这些一线观众的反馈，何苦更清楚地看到影片的社会意义。不光棒棒群体受到更多的关爱，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从电影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涤荡。
山城的“名片”，时代的底片
4年前，何苦称他们为“最后的棒棒”。4年后的今天，重庆的棒棒师傅是否已经消失殆尽呢？当《环球人物》记者到达重庆后，发现棒棒的数量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从各大菜市场到解放碑商圈、朝天门码头，总能看到棒棒的身影。他们要么在等活儿，要么正在干活儿，大部分人的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
何苦曾说，“随便找一位棒棒，身上都会有足够多的故事”，记者在实地接触后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贺东伟是记者遇到的第一位棒棒，如果不是身边的朋友喊他“大学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棒棒是自考本科毕业。十几年前，贺东伟白天当棒棒挣钱，晚上看书学习，靠自学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但为了省下课程费，他几乎不去教室听课，依然边当棒棒边自学。最终除英语外，其他学科都在4年内修满学分，顺利拿到毕业证。
贺东伟，西南政法大学自考本科毕业，尝试了几份工如今依然做棒棒。
毕业后，贺东伟却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得重新拿起棒棒。46岁的他至今没有结婚，与别人合租在一栋老楼里。他睡的那张床就摆在客厅，房租每月仅150元。住什么地方不挑剔，干什么活儿他也从来不挑。总重近百斤的两担菜，来回路程要半个小时，工钱却只有5块钱。这种别人不接的小活儿，他一点不嫌弃。
重庆街头，经历传奇的棒棒不止一个，只要聊下去就能发现故事。在电影《最后的棒棒》中，何苦的师傅老黄占了很大戏份，他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65岁仍坚持做棒棒。而这样的人，棒棒群体中还有很多。在朝天门附近的服装批发市场，记者迎面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棒棒，一问才知道老人今年已经78岁，在棒棒行业摸爬滚打了40年。
记者在重庆朝天门附近遇见一位78岁的老人，他已经在这里当了40年棒棒。
老人至今身体健康，背100斤的东西仍不在话下，只是看起来有些驼背，嘴里的牙掉得只剩下5颗。40年的时间里，他用坏了3根棒棒，为了不给儿女添负担，他给自己攒下一大笔钱，打算干到80岁再回家养老。
同命运抗争的场景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天亮之前，倘若来到这条街上，你会亲眼看见《最后的棒棒》里追车的场景——一群光膀子的男人追着载货的汽车狂奔，只为能抢到活儿干。这个时候，那根棒棒不再派上用场，他们会把麻袋扛在背上，或是用自制的手推车来推货。实际上，从前一天晚上11点开始，批发市场所在的街道就已经进入“战备状态”。满载着衣服的货车一辆辆驶来，棒棒们忙着追车扛货，整条街节奏如战场。
在服装批发市场等地，棒棒的身影随处可见。
何苦也经历过这些，他比别人更清楚棒棒们对于金钱的渴求与珍惜。《最后的棒棒》上映后，何苦来到重庆万州的一座“棒棒公寓”免费放映电影。他知道大家不会花钱走进电影院，即使是一部和他们有关的影片。
除了棒棒外，何苦还想到了偏远山区的老人和小孩，他们同样没有机会走进影院。何苦推掉了发行方为他安排的二十几座城市的路演计划，租来一辆二手面包车，天天往四川和贵州的大山里钻，只为带去免费电影。
军人、棒棒，从何苦身上，我们看到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有着太多相同点。“爬坡上坎、负重前行”，这群生活的勇士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