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希望逐渐减弱，一直到7月6日早上，货车轰隆隆开到了学校门口。
7月6日当天，李中山特意带着儿子去了学校。“为什么要拆我们学校？”儿子带着哭腔问。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叹了口气：“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大雨中，从门外看，只能看到高高的旗杆。孩子眼睛一亮，手抬得老高，“爸爸你看，红旗还在呢，学校没拆！”
2017年7月13日，几位工人正在用砖块把学校大门砌上
两年前，李中山想过把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送进公立学校。他居住的地方，距离镇上的公立小学不到1公里，走路只要10分钟，可他在大门口就被拦下了。
“看门的直接告诉我学校名额满了，不让我进。”这个屠夫身材壮实，手上永远缠绕着一股肉腥味。
同一个市场另一头的水产区，个子矮小的陶玉春根本没走近过那个校门。“人家不认识你，进去找谁说话？”
在狭小的停车场管理处，杨萍也说了同样的话。
他们相信这个社会重视“关系和人情”，不愿意徒劳碰壁。他们的许多重要信息来自“听说”，比如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想要进公立学校，需要备齐很多证件，尽管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但他们坚信自己“拿不出来”。
陶玉春老家发过一次大水，地里的庄稼全淹了。后来他卖过水果、运过木材，最后还是坐上了前往这座大城市的绿皮火车。那是1998年，他清楚地记得一张车票要68元，列车上挤满了“背着蛇皮袋子出来打工的人”。他跟妻子把被子放在过道里，“来个人就要让”，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熬过了一天一宿。
李中山比他早到6年，同样是挤在车厢里过来的。那年5月，在家里收麦子的前一天，一直“憋着劲儿要走”的李中山终于离开了家乡。大巴车上有40个座位，却塞了116个人，“根本坐不下”。当时只有1.5米个头的李中山被人群夹到了目的地，他带了200元钱，分开装在腰带、裤兜和鞋底里。
那是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出现了国家最早涉及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安排：“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
但小学都没毕业的李中山并不在意，因为他是来“赚钱”的。
刚开始，从没做过水产生意的陶玉春把高利贷借来的本钱赔了个精光，“鱼也丢了，筐也丢了”。这对南方夫妻没想过“冬天这么冷”，靠着四处借钱，才慢慢缓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