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流动儿童上学梦 学校因问题被拆三个家庭遇辛酸
几十年过去，40多岁的李中山如今有些动摇。
他算过，如果要让孩子上公立学校，他每年至少需要交1万元社保，几乎占他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要是能交得起社保，还在这里打工？”他打工受伤后曾离开过这座城市，在温州做过塑料加工，在港口拉过货。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中，他3天等不来一趟活，只能把货车卖了，赔了七八万元。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垂头丧气。听说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猪肉批发，6年前，他带着老婆孩子又回来了。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流动人口呈现举家迁移特点，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
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只要十几分钟。李中山夫妇每天凌晨两点出门前，会在桌上留下8元钱，让儿子上学路上买早餐。儿子怕黑，晚上总是蒙着头睡，李中山不放心，在天花板上装了一个摄像头。每天午夜，在闪着红光的乱哄哄的肉市，在摆着三四把尖刀和生肉的摊位前，他会偶尔在手机上看一眼熟睡的儿子。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早已跟父母不一样了。李中山记得，自己刚来打工时有次买饭，指着馒头用方言说了三遍“馍”，服务员没听懂，他又羞又气，转身走了。而现在，他的孩子回一趟老家“像是旅游”，说着一口普通话，村里其他孩子坐在地上玩，他们一定要坐椅子。一听说要把他们送回老家读书，只有俩字：“不干！”
回到城市，他们却还是“外地人”。李中山家要跟另一户共用一个厨房；如果不下雨，杨萍都是在室外做饭，一个电磁炉一口锅，油盐酱醋都晾在外边。赶上天气不好，她只能在屋里熬点米粥。用完的锅碗瓢盆都塞在桌子底下，跟孩子的一筐玩具摞在一起，大多是别人送的旧玩具。
陶玉春的房子算是摊位的一部分，按规定不允许做饭，他的妻子总是等夜幕降临，在门外蹲着炒两个菜。两米深的鱼塘后面升起白烟。菜通常是素的，她特意解释：“孩子不爱吃荤菜。”
但是等饭菜上桌，他们又与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家庭没有什么区别。饭菜摆在落满晚霞的旧纸箱上，摆在低矮的茶几上，摆在可以折叠的桌子上，一家人总会围在一起。像任何普通人家一样，霞光会透过窗子、门框、镂空的塑料门帘洒进房间的地上。房间不大，但也整洁。“卧室”跟“客厅”会用窗帘隔开，进“卧室”的时候要换鞋。
学校被关停后，这些原本平稳行驶的家庭仿佛遭遇了落石。暑假是一个缓冲带，但这个假期，每个家庭都必须确定方向盘的转向。
山东人杨萍和安徽人李中山都打算把孩子送回老家，请亲戚帮忙照看。他们自己“不敢回去”。他们认为留在城市里，给孩子挣出在老家盖房和结婚本钱的可能性更大。
陶玉春家的土地已经转包出去，连退路都没有。他打算把孩子送到另一所民办学校，但是每天上学来回要花将近3个小时。
把孩子送回老家之前，杨萍打算带他去看看当地一所名牌大学的校园。以前，常有这所名校的学生志愿者去打工子弟学校上课，孩子喜欢他们。
坐在停车场的空地上喝着稀粥，她干笑着说，“考上不敢想，就是去看看”。
那所名校只是个不敢做的梦，现实是，她的孩子即将告别城市“流动儿童”的身份，成为一名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