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变化最大的十六年
海外的中国城市研究，历来存在着一定程度上轻重不均的情况。典型的是重沿海、轻内地，重大城市、轻中小城市，即上海、北京等大都市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相关研究也可谓成果斐然，广大内陆二、三线城市却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一二十年，出现了罗威廉对汉口、安东篱对扬州、王笛对成都等一系列精彩的研究之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教授鲍德威，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将目光投向内陆城市济南，完成了《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相对而言，可谓不无学术前瞻性。
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城市。以笔者在济南四年半的生活经验来看，济南在经济水平、市政建设、生活舒适度等方面要远远落后于同省的海滨城市青岛。那么，鲍德威为什么要选择济南呢？他认为，济南是典型的由自开商埠兴起的城市，在发展上中国人拥有完全的自主性，以济南为样板，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人自己对城市发展的思路和努力。另外，共产革命胜利以后，新政府改弦更张，将包括济南在内的中国城市几乎全部改造为生产型城市，从而宣告以往城市化思路的彻底失败。鲍德威借助济南来分析1949年以前中国城市现代化失败的诸多因素，其中又多了一重检讨的意味。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城市仅仅作为政治中心而非生产中心存在，不具备明显的商业职能。然而近代以来，在西风东渐之下，中国的城市打破了旧有封闭、孤立的现状，商业职能突显，逐渐被纳入到广阔的市场体系中，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和上海、广州、宁波等因不平等条约开埠的城市不同，济南是中国人审时度势自行开设的通商口岸，这就是鲍德威所说的城市发展上的自主性。从鲍德威对济南半个多世纪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山东精英的主导下，济南的城市化是非常迅速的。开埠的济南从封闭中走出，与国内其他口岸建立起了密切的商业联系。胶济铁路的通车取代了大运河，确立了济南在山东半岛商品集散的枢纽地位。商业繁荣引起的是银行业的繁荣和面粉、纺纱等轻工业的兴起。随之而来，出现了现代的通讯业、报业、服务业。济南的市政建设、教育、风俗习惯和民众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然而，这种变化就实际而言，和西方城市化的历程却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一般以工业化带动商业化，进而促进城市内部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改变，是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在中国，济南的城市化基本是外生的，即开埠导致商业化，商业诱发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始终缺乏工业基础。在急需通过发展工业积累资本的时代，中国的城市却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一条消费型城市的路子，进行着一种低端的现代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外生型城市化逐渐形成并巩固了城乡二元体制。就像费孝通在《中国绅士》所讲的，与其说中国的城市是广大地区中的经济中枢，不如说是政治压力打开的通商口岸。消费型城市畸形、孤立的繁荣，不但不能带动乡村经济的同步提升，把技术进步引进农村，反而吸干了农村所有的财富和优秀人力资源，造成城市和乡村的全面断裂。因此，这种城市化在当时对中国总体现代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要大打折扣的。
除此以外，中国政治、社会混乱的现状，对中国城市化的步伐同样有所阻滞。鲍德威将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对济南的统治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从中可见，清末新政对济南现代化的作用可谓重大，但随后北洋时期军阀当政，山东地区匪盗横行，导致济南战事频仍，兵变迭起。尤其是北洋末代山东统治者张宗昌，采取了一种全面反现代化的姿态，对济南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危害。之后还有日本人制造的五三惨案。短暂的十年黄金时代之后，济南又沦入日本之手。整个过程中政治动荡不安，经济环境恶劣，中央权威缺失，统治者无德无能，使得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对济南来说成为梦幻泡影，对大多数处于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城市来讲，亦是不可能之事。
在这里可以发现鲍德威的一个矛盾之处。研究中国外生型的城市化模式，从市场联系、工业生产、贸易活动等经济因素切入，为失败的城市化提供一个经济、社会的解释是非常有效的。但鲍德威更多的篇幅还是用在政治因素分析上，似乎强调中国误入消费型城市的发展歧途，但时而又认为中国的政治动荡是城市化失败的主要原因。比较有趣的是，鲍德威在写这本书的7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新政权提倡的生产型、工业性城市的济南，经过更大的政治动荡后可谓百业萧条，但他却坚持认为，即使如此，以往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仍然是失败的，路子也是错误的，中国需要自主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城市化模式。然而，今天我们看到，城市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归结为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1949年后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强调城市的生产职能，造成了城市环境的严重恶化和城市生活的乏味单调。人文关怀缺失下新一轮城市化的过度发展，也使得如今旧城尽毁，千城一面，城市完全丧失了灵性和独特性。
最后说句题外话。鲍德威对济南的研究，起步早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鲍氏的研究，基本是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进行的。而如今中国的城市史研究，非常重视先进理论的运用，如引入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考察维度。研究对象也更加细微，城市的工人、妓女、人力车夫、卫生建设、绅士阶层等都有经典的专著问世。不过对此亦不能苛责，后人的成果正是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没有鲍德威研究中国城市的基础性著作为铺垫，又哪会凭空涌现出后来那么多精彩的城市史研究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