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硕士闹市卖米粉：北京不缺律师 缺好吃的粉
编者按
近日，在北京朝阳区环球金融中心，湖南常德“90后”男孩、北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天一开了一家叫做“伏牛堂”的小店，专卖常德米粉。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以一种更接近自由的方式，做着适合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份刚刚出炉的全国2014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大学毕业生期望月薪平均值为4357元，就业“北上广”的向往度在降低。
又一个就业季将来临，也许从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他们如何打破内心约束，寻找多种可能，发现那扇为适合自己的未来而打开的门。
昨晚10时30分，很多北大的硕士生，有的可能已经睡觉，有的可能还在苦读，更有的或许还在玩游戏……而这个叫张天一的北大硕士生，他正在自己的米粉店忙碌着一天的店内结算，接到成都商报记者的深夜电话采访后，他说，做餐饮“挺累的”。
在北京朝阳区环球金融中心，这个湖南常德“90后”男孩、北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开的米粉店叫“伏牛堂”，面积不过37平方米，仅有14个座位、4名老板兼员工，专卖常德津市米粉。
前日，一位60多岁的老人慕名去粉店吃粉，却发现米粉已卖完。于是她在旁边的面店里买了一份没有配料和汤汁的拉面，然后跑到米粉店里浇上牛肉的“浇头”。吃完一碗特殊的“常德米粉”，老人感慨：“我是一个常德人，但已经16年没有吃到家乡的粉了。天一不仅是经营家乡的饮食，更是让在异乡的我们能尝到特别想念的家乡味道。”
和他合伙创业的三个“小伙伴”分别是硕士、MBA、前公务员。现在作为一家米粉店的小老板，他对自己的经历有这样的认识：“之前从事的各种职业都是学生时代的一种尝试与积累。当我快要进入社会，自己担起责任的时候，我所思考的首先是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问题。当然，以前的丰富经历给了我选择卖米粉的勇气，这是我想经营的事业，我相信能做到最好。”
对话
成都商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们的店一般都是晚上9点左右打烊，现在是才关店回家吗？
张天一(以下简称张)：八点多的时候，刚好有一大波客人过来。
记：最近生意怎么样呢？
张：我们这几天都比较稳定，因为我们一天就做120碗了。
记：听说你们店米粉的价格是23元钱一碗？
张：也就是周边的均价，跟其他地方比，相对是高一些，因为这个地方消费比较高。
记：网上说你们店还需要预定？
张：没办法，因为店小，来的人太多了，只能暂时采取这样的方式。
记：你们店合伙人有三个，也没有请服务员，那你们三个人一般怎么安排呢？
张：有点忙不过来，挺累的。
记：有没有考虑请服务员呢？
张：先自己干吧，做一段时间。
记：为什么选择常德米粉，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四川的绵阳米粉。
张：是吗，那我不了解，不知道呢。主要是老家的东西比较熟悉。
记：你开米粉店，在网上各种说法都有，你怎么看？
张：我学法律的，我觉得可能北京确实不差我这样一个搞金融的律师，但是北京缺一碗好吃的牛肉米粉。
记：你的博客文章《我硕士毕业为什么卖米粉》，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写这篇文章？
张：最早写这个东西是因为开店，忙了两个多月，马上要毕业了，我还没有给老师朋友解释干什么去。所以就把这个贴在朋友圈里，说明这个事情，但是贴在朋友圈以后，没想到火了。
我想
我为什么卖米粉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当炒作和噱头，我们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我们的这个社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许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少，大学生就业，不会如此困难了。
数据调查
63%
240名北大学生
63%表示可以考虑“卖猪肉”
2013年04月，因干上杀猪一行而闻名的北京大学毕业生陆步轩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同为北大毕业生的“猪肉大王”陈生回到母校演讲。北大在240名学生中开展了一次大学生就业形势与心态的问卷调查，其中对“大学生杀猪”的看法，有超过58%的学生认为这是“正常的职业选择，没什么特别”。
如果卖猪肉的工作具有充足的发展空间，63%的学生表示可以考虑入行，近10%的人明确愿意入行，不觉得和别的工作有什么区别。超过一半的人认同“职业不分贵贱”的说法。
2014年我即将结束在北大的硕士学习生涯，也面临着毕业的选择，我选择了开一家米粉店。
就亲友的期待而言，我或者应当去律所，或者应当去机关，或者应当出国。从6岁上小学开始当学生一路过来，评判我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所以我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是什么”，即标准答案是怎样的，而很少放在“为什么”上。
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我发现自己的身份不再是学生，我同时也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很多人生选择如果不问个为什么，你就无法为它找到合理性基础。
比如有的朋友告诉我，他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我便疑惑，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一在任何一个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这时朋友便会抛出另外一个论点，北京的机会很多。可是在我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比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所以这里面还是存在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连续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我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公交车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
持续了大半年后，我想通了，因为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对话如下：
教练：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
我：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
教练：你们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
我：七八千元吧。
教练：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驾校教练，原来开出租车挣得多。就算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300元管吃饭呢。工作怎么就会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我豁然开朗，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有一万种。当然，道理想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就像北大的那位卖猪肉的校友，哪怕已经做成企业了，演讲词还是要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母校，给母校丢人。人毕竟是社群动物，都得在乎家人、周围人的期待和目光：是大学生，就得做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给我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我的导师吴志攀先生给我的教导。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面，我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温拿(注：winner，赢家)。”
结果先生看到以后，就批评了我。他告诉我，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我的表述有问题。这时我才想起先生经常对我们的教诲：“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我读出来了：事情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贡献。
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学习了六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好像有一些浪费。但很快我也就想通了，法律在我看来，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六年法律学习带给我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法条我早已忘记了大半，更主要的是我由此敢腆颜地说自己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我觉得择业就不那么受限制了，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互联网，也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这样看来，假设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人思维，那我拿它来做餐饮，似乎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