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北大硕士闹市卖米粉：北京不缺律师 缺好吃的粉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岗位无高低，分工有不同”这句话，道理每一个人都懂，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这也是小学文化的驾校教练觉得工作好找而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觉得工作不好找的根源所在，不是不好找，而是很多工作看不上。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不再以“北大学生卖猪肉”、“清华学生当保安”这样的新闻当炒作和噱头，我们尊重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个职业岗位时，我们的这个社会才算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许我们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至少，大学生就业，不会如此困难了。
这就是我的理想，去开一个餐馆，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大概我的人生目标，就算是实现。
我最后联系了三位朋友，和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也让我很受鼓舞与感动。这个团队里，有硕士、有MBA、有公务员，我们经营米粉，也经营一种生活方式。
我究竟想开一家什么样的餐馆？本科时已经经营过两家小餐馆，开小餐馆的经验是有了，这一回能不能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互联网思维做产品本质上是一个快的、爆炸式的东西，而餐饮实际上是一个慢慢沉淀的东西。这两者综合在一起，快慢之间，便容易脱节。
在餐饮业和互联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我认为关键在于卖什么产品：有没有一种容易标准化操作、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蕴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内涵的食物？最后，我想到了常德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种主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北方的面条对应。而我的家乡常德，正是把米粉当每天早餐的主食。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汤需要提前约十小时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从煮粉到出餐，全部过程不超过30秒。长时间的熬制，复杂的配料，是中餐的灵魂与哲学，但极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这种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标准化操作的可能性。
我最终下了决定。从2014年2月份开始筹备，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最后，我们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买了一把小秤在无数个夜晚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中草药、配料的分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最后才制作出这几张配方。
2月中旬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终蜗居在了金台夕照的环球金融中心。再把相关手续的时间算上，4月4日正式营业。这个速度应该是神速了，因为为了这件事情，已经搭上了大学所有的积蓄，不尽快营业，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在筹备开业的时候，为了挣生活费，还干着不用坐班的三份兼职，一个意外之喜是体重轻下来了将近15斤。
有人问我有没有想过事情失败了会怎样。我想了想，从这家餐馆开业的第一天起，或许对我自己而言，我就已经成功了吧。我觉得，外在的东西，没有可以再争取，不难，难的是打破自己内心的条条框框。
摘自张天一实名认证微博(有删节)
张天一们
他们为什么选择“入这行”
张天一
就读的学校是北京大学
它的不同在于
教学生教材上学不到的东西
卖猪肉成为千万富翁的北大毕业生陈生认为，正是那些正式课表上没有的讲座，带给了他许多启发，影响很大。此后他曾经再次回到母校进修，讲授的老师和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分歧很大，有的同学对此提出异议，陈生很直接地质问那些同学：“你来北大难道就是想学教材上的东西吗？那你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不要来北大。这里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些和教材不一样的东西。”
张天一的母亲是教育心理学家
她的不同在于
做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妈妈
张天一的母亲胡波，是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当选中国首届“当代十大孟母”，潜心二十年研究出契约式教育理论。“我会和孩子交流，倾听他的想法，做一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妈妈，而不是去左右孩子。”她表示，当下不少父母往往希望孩子从事“高大上”的体面职业，而不是从事“接地气”的工作，这也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率高的原因。其实，父母应该学会放手。
北大毕业的“猪肉大王”
关键还是穷啊
北大才子陈生上世纪90年代放弃了自己在政府中让人羡慕的公务员职务毅然下海，倒腾过白酒和房地产，打造了“天地壹号”苹果醋，后来进入养猪行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广州开设了近100家猪肉连锁店，营业额达到2个亿，被人称为广州“猪肉大王”，卖猪肉卖成了千万富翁。
说起为什么“下海”，陈生说：“关键还是穷啊，那时候我们几个朋友都是从名校毕业的，可是在机关里的收入非常低。我们家睡觉都从来不关门，为啥？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值得别人惦记的东西，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可拿。穷得没有办法了，只好下海去拼。”
清华毕业的“市场保安”
选择安于现状
张晓勇，1991年，他是长沙县高考理科状元；1996年，他是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2000年，他是广州外企的高薪白领……现在，他是长沙马王堆陶瓷市场的一名普通保安，月薪两千元的。
1996年毕业，张晓勇到了广州一家中外合资日化企业，被分配到了客服部。“开始两年我还期盼能回到研发岗位。后来发现公司的研发重点在国外，我转到研发岗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张晓勇回忆说，在广州的最后一年，父亲突然生病瘫倒在床，他回到长沙，事业也没起色。在房产公司呆了几年，其间经历他没有多说，最后便在马王堆陶瓷市场当上了保安。“我不是怀才不遇，只是当梦想与现实发生激烈碰撞时，选择安于现状。”
复旦毕业的“盒饭小哥”
赚得多，自由
复旦新闻系2004级本科毕业生赵宇，2008年已是两家饭店的小老板。最早是在大学二年级。赵宇批发了一批盒饭，开始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生意稳定后，一个中午能卖掉100盒，可以赚250元。如果我晚上也能卖掉一部分，我算了算，一个月至少可以赚八九千元钱。”
大三下学期，赵宇在一家公司兼职。问完身边所有人的工资，“2000元、3000元……”一个个让人沮丧的答案让赵宇深思，“我要去找工作吗？光是卖盒饭，我就能比他们赚更多的钱。”大四时，赵宇的一位校友因为经营不善，要出让一家饭店。赵宇借钱承包了下来。3个月后，赵宇开始考虑将生意做大的项目。在校门口摆摊卖盒饭，就成了赵宇的第一选择。
“假如我当个白领，选个偏远的地方住，那么房租可以便宜点，一个月1500元。交通费用300元，水电费200元，吃饭就算是吃盖浇饭也要10元钱，再加上夜宵，每天大概要35元，这样一个月是1000元，再买点饮料和烟要500元，另外加上电话费。一个月估计4000元钱还不够。如果我出来自己做，卖卖盒饭，再做点游泳教练之类的兼职，一个月也能赚到1万元，多少也算是个主管的级别了。”赵宇说，“最重要的是我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自由。”
学环境工程的“NGO”
有意义，薪酬也不低
大学毕业3年，换过3个公司，官俊峰一直想做点事情。他大学学习的是环境工程学。大学4年，官俊峰有3年多泡在学校的环保社团里。他和几个同学花了大半个月，从东江水发源地的江西开始，顺着河道游走河源、惠州、深圳、广州等地，一边抽取不同地貌的水样，一边完成生活垃圾处理和分类的调研，最后又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整理出调研报告。“那些水样展出时，很多小伙伴都惊呆了。”也是那一次让官俊峰意识到做出一点事情来多么不容易又多么有意义。
官俊峰第一份工是给一家建筑公司做绿地规划评估。后来发觉无法更有成就感，于是他辞职与几个朋友创办了青城环境文化发展中心，开启自己全职NGO生涯。
今年2月官俊峰加入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环境保护组织创绿中心。创绿中心先后开发了“一杯干净水”、“我测我水”、“守望南极”、“气候与金融”、“源创马拉松”等项目，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官俊峰笑着说，这项工作门槛一点不低，薪酬也不差，还有五险一金，“做公益事业不等于零收入”。有人说选择从事NGO的大学生都是理想主义者，对此，官俊峰并不否认，“如果太计较结果，就会有太多顾虑，到最后什么都不会做成。”
视角
今天
我们谈一谈
什么叫合适
去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创下了历史新高———号称“最难就业季”。但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近发布的数据看到，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比2013年增长2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被称为“更难就业季”。
如何在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中，走出校园成为一个社会人，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必然要素。
在严峻的竞争和生存压力面前，对准毕业生进行“改变就业观念”、“先就业后择业”的劝导，效果并不佳：毕竟这是关乎个人一生浮沉的选择———你让他去签月薪2000元的合同，但每月房租就要了他1500元，这的确说服不了他们。
新一代的就业者，还要面临家庭问题、创业问题，个人积累问题……由此不管是毕业生本身，还是家庭，继而社会，可能都得回归一个问题：接受高等教育究竟为了什么？
理性来看，学习应该是掌握一种技能或者一种思维习惯，更好地在人生旅途上得以应用。然而，在“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传统观念下，知识精英仿佛就不能“低就”，不能出现在制造业、销售业、服务业的终端环节，不能卖猪肉、卖米粉、搞运输，不能无所事事地NGO，或者白手兴家地“瞎折腾”。结果，在隐形的职业歧视和功利的就业观念下，“正常”的职业诉求成为“新闻”，甚至引来非议。
从“张天一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是做到很高的位置，也没有很高的成就，但它有一个名字叫“合适”———他们没有迎合世俗偏见，而是尊重自己内心的判断，勇敢地走一条合适自己人生轨迹的道路。记者 余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