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成为"新市民"，路在何方 济南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b] 新生代农民工诉求远超“老一辈”[/b]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青年。资料显示，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农民工总数量的六成。已成为主力军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发展浪潮的冲击下，在本质上已经与老一辈农民工截然不同，对自身权益保障的诉求已经明显强于“老一辈”。
中华全国总工会20日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大约有1亿名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受教育时间较长，但专业技能较欠缺。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为67.2%，比传统农民工高18.2个百分点。拥有中专(中技、职高)、大专(或高职)、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重分别是过去农民工的1.6倍、2倍与2.3倍。不过，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绝大多数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欠缺专业技能，以打零工和干小工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辈”的第二大特点是，他们中过半未婚，生活经历简单。处于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59.9%尚未结婚，而传统农民工中已婚比例为93%。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自身发展，42.3%的外出务工动机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出来见世面的比重为6%；而传统农民工中55.1%的人是为了“赚钱养家”。他们多在东部、沿海地区就业，外出谋求发展动机强烈。七成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前往东部就业，高于农民工整体水平。
另据调查显示，81.7%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于第二产业，近两成在第三产业就业。从行业分布来看，73.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聚在制造业。他们绝大多数从业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国企就业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聚集度最高，为58.2%。从发展趋势来看，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较2009年有所增强，分别上升了17.9和3.4个百分点。另据本报记者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大多数人已不愿从事建筑、装修等繁重危险、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更倾向于餐饮、保安等相对轻松和安全的工作。
[b]雇佣双方需求偏离频繁导致用工荒[/b]
春节之后，全国多个省市又一度出现大范围用工荒，济南也不例外。然而，在一些人力资源市场上不难发现，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农民工比比皆是。用工荒，成因不在于真的缺少农民工，而是用工方与农民工的诉求严重偏离。
记者调查时发现，在济南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农民工的企业，开出的工资一般在1500元之内，而且真正为农民工办理保险的比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跟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保险不并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用工方的主观因素决定的。有餐饮企业的老板就对记者表示，他做生意不是搞社会公益，给农民工开工资看的是他们创造的价值。他所需要的只是能端盘子刷碗的工人，而不是技术工，所以不可能给他们开出1500元以上的工资。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在餐饮等服务性行业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对低廉的工资不买账。他们的视野比老一辈开阔，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也有更多追求。他们普遍认为，在如今物价一再飞涨，通货膨胀预期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再按照原先的思路发放薪水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采访时，有的农民工就曾对记者说，给他一个月发50元都可以，只要能让他吃得起饭，租得起房。
2010年年初，南方有城市招聘农民工时，企业打出月薪4000元的招牌曾引起一片哗然，在很多人看来，农民工的收入比部分白领都高。然而，记者采访时，很多青年农民工却对高收入的说法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或两个月的高收入不能说明他们就真的衣食无忧，没活干的时候照样为生计发愁，稳定的收入才最重要，他们希望自身的权益能够得到长期保障。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收入仍然很低，他们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时也比传统农民工低167.27元。工作稳定性差，也增加了他们对职业的不安全感。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后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为1.44次，且每年变换工作0.26次，是传统农民工的2.9倍。与此同时，劳动合同执行也不够规范。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84.5%，低于城镇职工4.1个百分点。合同签订质量较差，执行情况差。68.2%的合同对于月工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合同后，16.8%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这为他们与用人单位一旦发生争议时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埋下隐患。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也有数据可考。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67.7%、77.4%、55.9%、70.3%和30.7%，分别比城镇职工低23.7、14.6、29.1、9.1和30.8个百分点。总体看，他们的社会保险接续情况较差，对于所在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知情程度不高。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得到来自企业管理者的关怀和关注。但由于种种职业不确定性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们更倾向于采取主动与用人单位结束合同的行为。换工作中，88.2%主动提出结束合同。37.6%的主动辞职是因为工作“没什么发展前途”。同时，他们更换工作的意愿更强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职业发展空间小，无法满足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导致他们工作满意度较低。
[b]出路[/b]
[b] 倾听新生代心声，帮农民工融入社会[/b]
新生代农民工更渴望与城市生活接轨。2011年春晚舞台上，一首来自农民工的《春天里》引发社会热议。专家认为，要学会倾听且真正弄懂农民工的呼声，解决问题才会有的放矢。
为了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今年1月17日，在山东省举行的2011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集中活动上，“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成为活动的主题。团省委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以及优化就业环境是一个重要解决办法。”
今年2月底至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还将牵头举办为期一个月的“2011年送春风全国网络招聘大会”，为准备外出务工、新进城务工和已经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服务。
此外，2011年2月至4月，以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为重点对象，联合工会、妇联等团体共同开展“春风行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缓解企业“招工难”问题。
薪酬问题是农民工关注的主要问题。中国工运研究所所长吕国泉表示，首先要建立健全工资支付、增长、共决机制，加强对其工资的劳动监察力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机制，预防和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吕国泉建议，要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集中的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为重点，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形成“区域谈底线、行业谈标准、企业谈增长”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业集中度较高、小企业密集的地区，积极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努力提高协商覆盖范围，使之成为企业工资决定的主要形式。
其次，推动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落实，扩大农民工参保面。重点加强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参保工作，提高社保统筹层次，实现社保关系顺利转移和接续。多渠道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保障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住房权益。
吕国泉还提出，可鼓励各地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结合“十二五”规划，力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另外，可实施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对他们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同时，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加入工会，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加大维权力度，增强工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