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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周忠和受邀参加母校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张弥曼：“我们研究所的张弥曼院士教导我要多帮助别人，她的话让我铭记在心。事实上，她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先生们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就一直给予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在后来的工作中，我慢慢更加深刻体会到了‘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的道理，并且从中受益匪浅。”
如今，朱敏也早已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当年张弥曼和几位前辈的言传身教，至今影响着他。今年年初，他应邀为即将出版的《人类简史》中文版撰写序言。当他发现书稿中存在一些专业术语的翻译错误时，索性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自己在家把书稿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这可能就是师门传下来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很严谨地做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弥曼给身边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她率直的个性和正直的为人。得益于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她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但张弥曼叫停了这一“传统”——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苗德岁是张弥曼多年的合作者，两人曾一起合作发表过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中，张弥曼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作为普通的科研人员，从来都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面对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则“深恶痛绝、直言鞭挞”。“至于对我们跟她关系比较近的人，她说话更不客气，以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说过：张老师虽然不怎么批评我们，但有时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也会让你感到‘受不了’。”苗德岁说。
“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3月22日，法国巴黎，中国科学家张弥曼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后致辞。视觉中国 图
接受采访的这天中午，张弥曼的午餐是前一天所里开会统一发的盒饭——昨天她吃了一半，剩下的正好可以再吃一顿。
进入人生的第82个年头，她依然对化石投入着最多的精力，之外的事情都不大介意。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看望生病的妹妹，其余时间她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小时工每周到家里做两次饭，每次做好她就可以连着吃上两三天；而办公室的地上，干脆放着大包的即食燕麦片。
张弥曼的生活并不缺乏情趣。她喜欢唱歌，前些年就加入了中科院的“院士合唱团”。不过，后来因为心脏问题，“上不来气，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了。”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想去跳广场舞，“可惜错过了学习的年龄，现在跳不动了。”
现在，看书成为了她工作之外为数不多的休息方式。她看《狼图腾》，读史铁生与周国平，也读英文版的《达·芬奇密码》、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有些单词现在都记不住了，就跳过去，跳不过去的就用手机查一查。”
从2016年被授予“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到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几年张弥曼变得越来越忙。研究工作之外，开会、审稿、写推荐信、见老朋友……各种杂务纷纷找过来，她一样一样地慢慢做，“但其实心里很着急”。“如果现在每天能工作六七个小时，我就特别高兴了。”她感叹道。
近年来，尽管工作速度已经比年轻时慢了许多，但她严谨认真的作风却没有丝毫改变。在苗德岁的眼中，张先生总是“极度谦虚平等”，即便是修标本、拍照片、画图这类辅助性工作，也都亲自动手。他还记得，前些年两人在合作撰写有关伍氏献文鱼的论文时，为了取得更确切的实验数据，七十多岁的张弥曼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几次奔赴上海，利用兄弟单位的实验设备反复检测，直到取得准确满意的结果方才定稿。2008年，这篇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伍氏献文鱼这种骨骼异常粗大的鱼类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她是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的忠实践行者：在科学研究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苗德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眼下，张弥曼在做的是有关中生代鲤科鱼类咽喉齿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她将自己一直在做的、“学术含金量”更高的泥盆纪鱼类研究“让”给了学生朱敏，自己则转而投入了中生代鱼类的研究中。
以常人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在生命演化领域的研究中，越往“生命树”基部走，越富有挑战性，但也越有可能产生重量级的发现。与泥盆纪鱼类不同，中生代鱼类所处的时期并不涉及生命演化过程中关键事件的发生节点，因而并不那么容易出成果。
张弥曼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她还是一点点地做着：这些年，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看就知道能出成果的好化石”送给了有能力的年轻人，自己则捡起了现在手上这些没人愿意碰的“硬骨头”。在她看来，这些化石可能不像有的化石那样能够登上很好的期刊，但如果做的时间长了，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或许十几年、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后来的研究者们就能从中看出些眉目。“也许我看不到这件事能做出什么好的结果了，但前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积累的工作。”她说。
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张弥曼常常以“运气好”自谦。每每谈起自己“为平衡家庭和事业做出的牺牲”，她总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孩子生下来送到老人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
前几天，一位搞物理学的老朋友发来短信祝贺她获奖，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朱敏懂得老师的紧迫感和幸福感。“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命演化的人来说，人的生命对于整个动物演化进程而言，不过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间。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古生物学不会像应用科学那样立竿见影地起到作用，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帮助人们了解地球的历史，对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作一点贡献。”
张弥曼享受这样的纯粹和辽阔。很多时候，她不喜欢讲自己的成绩，只有在谈起自己做的研究时，才滔滔不绝，眼睛闪闪发亮。那是一种简单的、具体的快乐：“每做一点点，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提示，然后可能就会往前走一点点……就有点儿像当年他们（英国科学家沃森和美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比较高级，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特别好。”
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年轻人问她，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凡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倦怠感？
“我真的不知道，”张弥曼迟疑了片刻，眼神里闪现出一位老人最真切的关怀和一丝真诚的困惑，“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时间倦怠。”
如今，朱敏也早已是知名的古生物学家。当年张弥曼和几位前辈的言传身教，至今影响着他。今年年初，他应邀为即将出版的《人类简史》中文版撰写序言。当他发现书稿中存在一些专业术语的翻译错误时，索性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自己在家把书稿从头到尾校对了一遍。“这可能就是师门传下来的：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很严谨地做好。”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弥曼给身边人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她率直的个性和正直的为人。得益于自己在国外学习的经历，她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早年所里刚开始与外国学者合作时，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一项研究所用到的化石是由中方学者提供的，那么无论中国人有没有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论文发表时都要被列为主要作者。但张弥曼叫停了这一“传统”——这样的做法赢得了国际古生物界的尊重，更为日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仗义执言，得罪人的事是不少的……说她很有个性都是比较mild（温和）的表述了。”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苗德岁是张弥曼多年的合作者，两人曾一起合作发表过近20篇学术论文。在他眼中，张弥曼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作为普通的科研人员，从来都是“坚持原则，不讲情面”；面对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则“深恶痛绝、直言鞭挞”。“至于对我们跟她关系比较近的人，她说话更不客气，以至于她的一个学生曾说过：张老师虽然不怎么批评我们，但有时她不经意的几句话，也会让你感到‘受不了’。”苗德岁说。
“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3月22日，法国巴黎，中国科学家张弥曼获颁“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后致辞。视觉中国 图
接受采访的这天中午，张弥曼的午餐是前一天所里开会统一发的盒饭——昨天她吃了一半，剩下的正好可以再吃一顿。
进入人生的第82个年头，她依然对化石投入着最多的精力，之外的事情都不大介意。每周除了和远在美国的女儿视频、看望生病的妹妹，其余时间她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里。小时工每周到家里做两次饭，每次做好她就可以连着吃上两三天；而办公室的地上，干脆放着大包的即食燕麦片。
张弥曼的生活并不缺乏情趣。她喜欢唱歌，前些年就加入了中科院的“院士合唱团”。不过，后来因为心脏问题，“上不来气，已经一年多没有去过了。”她半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想去跳广场舞，“可惜错过了学习的年龄，现在跳不动了。”
现在，看书成为了她工作之外为数不多的休息方式。她看《狼图腾》，读史铁生与周国平，也读英文版的《达·芬奇密码》、彼得·海斯勒的《江城》。“有些单词现在都记不住了，就跳过去，跳不过去的就用手机查一查。”
从2016年被授予“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到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这几年张弥曼变得越来越忙。研究工作之外，开会、审稿、写推荐信、见老朋友……各种杂务纷纷找过来，她一样一样地慢慢做，“但其实心里很着急”。“如果现在每天能工作六七个小时，我就特别高兴了。”她感叹道。
近年来，尽管工作速度已经比年轻时慢了许多，但她严谨认真的作风却没有丝毫改变。在苗德岁的眼中，张先生总是“极度谦虚平等”，即便是修标本、拍照片、画图这类辅助性工作，也都亲自动手。他还记得，前些年两人在合作撰写有关伍氏献文鱼的论文时，为了取得更确切的实验数据，七十多岁的张弥曼不顾自己年迈多病，几次奔赴上海，利用兄弟单位的实验设备反复检测，直到取得准确满意的结果方才定稿。2008年，这篇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伍氏献文鱼这种骨骼异常粗大的鱼类见证了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青藏高原隆升以及由来已久的干旱化进程。
“她是胡适先生那句名言的忠实践行者：在科学研究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苗德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眼下，张弥曼在做的是有关中生代鲤科鱼类咽喉齿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她将自己一直在做的、“学术含金量”更高的泥盆纪鱼类研究“让”给了学生朱敏，自己则转而投入了中生代鱼类的研究中。
以常人的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个很不明智的选择：在生命演化领域的研究中，越往“生命树”基部走，越富有挑战性，但也越有可能产生重量级的发现。与泥盆纪鱼类不同，中生代鱼类所处的时期并不涉及生命演化过程中关键事件的发生节点，因而并不那么容易出成果。
张弥曼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但她还是一点点地做着：这些年，她把自己的一些“一看就知道能出成果的好化石”送给了有能力的年轻人，自己则捡起了现在手上这些没人愿意碰的“硬骨头”。在她看来，这些化石可能不像有的化石那样能够登上很好的期刊，但如果做的时间长了，积累了足够多的材料，或许十几年、几十年后的某一天，后来的研究者们就能从中看出些眉目。“也许我看不到这件事能做出什么好的结果了，但前面总要有人来做这些积累的工作。”她说。
和化石打了一辈子交道，张弥曼常常以“运气好”自谦。每每谈起自己“为平衡家庭和事业做出的牺牲”，她总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孩子生下来送到老人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没有什么特别”。
前几天，一位搞物理学的老朋友发来短信祝贺她获奖，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你是女的，早就拿到这个奖了。”
朱敏懂得老师的紧迫感和幸福感。“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生命演化的人来说，人的生命对于整个动物演化进程而言，不过是很短很短的一瞬间。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古生物学不会像应用科学那样立竿见影地起到作用，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帮助人们了解地球的历史，对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作一点贡献。”
张弥曼享受这样的纯粹和辽阔。很多时候，她不喜欢讲自己的成绩，只有在谈起自己做的研究时，才滔滔不绝，眼睛闪闪发亮。那是一种简单的、具体的快乐：“每做一点点，可能就会有一点点提示，然后可能就会往前走一点点……就有点儿像当年他们（英国科学家沃森和美国科学家克里克）发现 DNA双螺旋结构，可能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个比较高级，但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特别好。”
张弥曼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有年轻人问她，该怎样消解日复一日平凡工作、生活所带来的倦怠感？
“我真的不知道，”张弥曼迟疑了片刻，眼神里闪现出一位老人最真切的关怀和一丝真诚的困惑，“我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没有时间倦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