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热血青年（15-30岁）
“办活动别找我，去找大爷大妈”
并不是所有工友都像李永平那样对新光协会的活动感兴趣。
住在一学生宿舍楼地下室最底层的刘超（化名）生于1997年，18岁时来人大食堂当学徒，至今已有两年。4月28日晚9时，刘超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出来，看见澎湃新闻记者在宿舍里和人聊天，以为是新光协会的志愿者，说：“你们又来啦，这次什么活动？别找我们，去楼上找大爷大妈，他们愿意。”
刘超记得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多名学生的“特征”，比如戴着眼镜的会长、扎着马尾的某个女生，但他和他的室友对新光协会活动及工友夜校兴趣不大：“实话说吧，我们就去过一次，去年中秋晚会，说是‘相亲’呢。”刘超半开玩笑地说，他们那次去是因为对协会一名女孩子有“好感”。
“我们年龄差不多少，但确实不是同一路的。”刘超说，尽管自己认识一些学生，但顶多在食堂见面时打个招呼，有时间就“闲掰两句”，出了食堂大门，走路上碰到了，“话也不会有一句”。“我是厨师，就做我该做的事，走自己选的路，新光的活动呢，的确不需要。”
2016年从人大毕业的梁莎莎曾是新光协会负责人，对工友的拒绝有自己的理解。“食堂里有很多工友，无论我们怎么宣传，课程如何调整，从来没有参加新光的活动，原因很简单，他们不需要，现在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充实了。有些是下班时间晚，错过活动时间。也有人觉得和工作生活没有直接关联，不愿意花费时间。”
即便工友参加活动也没有那么“主动”。“当时（2012年）就担心没人来参加夜校，我每次去调研问他们想听什么课，都说‘随便’，给他们提供选择范围，就说‘好’，很少主动要求开设什么课程。”
加入新光协会前，梁莎莎对身边的农民工群体印象较为“模糊”，仅觉得年轻工友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系统学习性学习没有太大兴趣，“年长的叔叔阿姨则热衷于休息放松”。“正儿八经地接触”以后，梁莎莎对工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的面貌变得“清晰”起来。
她发觉工友群体里真是“藏龙卧虎”：食堂很多基层管理人员都是厨艺学校科班出身，在管理和菜品创新方面挺有一套；年长的工友爱跳广场舞，每学期的晚会都有不同节目，其中有一位叔叔擅长水兵舞，自带舞伴表演；有些叔叔在老家是老师，退休了来人大工作，文学底子不错。
梁莎莎说，“不预设眼光和期待去看人”，这是自己在工友夜校最大的收获。“人家（工友）日子过得好好的，根本不需要你强加给他你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要以平等的心态和工友交流、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施救者，他是受助者。”
大学生需要工友的“教育”
2011年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创办“工友夜校”时，正在人大梁漱溟乡村建设发展中心任职的邱建生老师曾写过一篇文章《人民大学，人民的大学》，称“能够关注到后勤工友的这些志愿者不愧是这个时代的优秀青年，有责任和担当”。
现在福建农林大学任职的邱建生至今认为，“校园里有这么一拨人来做这个，是很珍贵的”。他告诉澎湃新闻，新光夜校成立后就由乡建中心的老师来指导，“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认同学生们的做法，因为工友教育是乡村教育的一个部分，城里农民工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的发展水平。”
“夜校能够营造一个氛围、一个空间，让工友感受到一定的温暖，在大学里有学生来关注他们、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个很重要。”邱建生说，不少农民工到城里来、到大学来，会自卑，把自己降得很低，而工友夜校营造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大学是‘社会公器’，需要有这样的地方。”
而在邱建生看来，在服务工友的过程中，大学生也会受到“教育”。“我们的教育越来越精英化，知识生产系统趋于固化。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也有缺失，不知道怎么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邱建生认为，包括大学学生、老师在内，都应有平民化的视角，“为平民服务”。“去农村是一条腿，比如前往遥远的乡村支教，而为身边的工友服务是另一条腿。”
邱建生自身也是“平民教育”先驱晏阳初的拥趸，在福建、江西等地实践“工友夜校”“农村社区大学”等项目。“平民的脑矿是无穷尽的。校园里的工友来自四面八方，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学生和工友透过夜校这个平台走在一起，能够形成不同阶层的知识流动……这是相互教育的过程。”
吴俊东对此深以为然，他认为工友夜校改变了他的 “人生方向”，自己因之开始对教育感兴趣，“现在在哈佛做的也和平民教育有关”。据其介绍，最先创立“工友夜校”的7名学生，从人大毕业后“做的事情多少跟新光有关系”。“有个志愿者现在是农业咨询师，致力于帮农民更好地卖出农产品。”
梁莎莎则列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谈“服务工友”带来的改变：曾有同学在校内论坛上指责食堂员工的某些行为伤了他的面子，言语中有轻视傲慢，但帖子下面很多评论都在说这位同学自视甚高，不管是学生还是工友，都是“人大人”。
“无论是不是新光协会的影响，但变化是实际存在的。”
并不是所有工友都像李永平那样对新光协会的活动感兴趣。
住在一学生宿舍楼地下室最底层的刘超（化名）生于1997年，18岁时来人大食堂当学徒，至今已有两年。4月28日晚9时，刘超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出来，看见澎湃新闻记者在宿舍里和人聊天，以为是新光协会的志愿者，说：“你们又来啦，这次什么活动？别找我们，去楼上找大爷大妈，他们愿意。”
刘超记得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多名学生的“特征”，比如戴着眼镜的会长、扎着马尾的某个女生，但他和他的室友对新光协会活动及工友夜校兴趣不大：“实话说吧，我们就去过一次，去年中秋晚会，说是‘相亲’呢。”刘超半开玩笑地说，他们那次去是因为对协会一名女孩子有“好感”。
“我们年龄差不多少，但确实不是同一路的。”刘超说，尽管自己认识一些学生，但顶多在食堂见面时打个招呼，有时间就“闲掰两句”，出了食堂大门，走路上碰到了，“话也不会有一句”。“我是厨师，就做我该做的事，走自己选的路，新光的活动呢，的确不需要。”
2016年从人大毕业的梁莎莎曾是新光协会负责人，对工友的拒绝有自己的理解。“食堂里有很多工友，无论我们怎么宣传，课程如何调整，从来没有参加新光的活动，原因很简单，他们不需要，现在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充实了。有些是下班时间晚，错过活动时间。也有人觉得和工作生活没有直接关联，不愿意花费时间。”
即便工友参加活动也没有那么“主动”。“当时（2012年）就担心没人来参加夜校，我每次去调研问他们想听什么课，都说‘随便’，给他们提供选择范围，就说‘好’，很少主动要求开设什么课程。”
加入新光协会前，梁莎莎对身边的农民工群体印象较为“模糊”，仅觉得年轻工友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系统学习性学习没有太大兴趣，“年长的叔叔阿姨则热衷于休息放松”。“正儿八经地接触”以后，梁莎莎对工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的面貌变得“清晰”起来。
她发觉工友群体里真是“藏龙卧虎”：食堂很多基层管理人员都是厨艺学校科班出身，在管理和菜品创新方面挺有一套；年长的工友爱跳广场舞，每学期的晚会都有不同节目，其中有一位叔叔擅长水兵舞，自带舞伴表演；有些叔叔在老家是老师，退休了来人大工作，文学底子不错。
梁莎莎说，“不预设眼光和期待去看人”，这是自己在工友夜校最大的收获。“人家（工友）日子过得好好的，根本不需要你强加给他你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要以平等的心态和工友交流、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施救者，他是受助者。”
大学生需要工友的“教育”
2011年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创办“工友夜校”时，正在人大梁漱溟乡村建设发展中心任职的邱建生老师曾写过一篇文章《人民大学，人民的大学》，称“能够关注到后勤工友的这些志愿者不愧是这个时代的优秀青年，有责任和担当”。
现在福建农林大学任职的邱建生至今认为，“校园里有这么一拨人来做这个，是很珍贵的”。他告诉澎湃新闻，新光夜校成立后就由乡建中心的老师来指导，“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认同学生们的做法，因为工友教育是乡村教育的一个部分，城里农民工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的发展水平。”
“夜校能够营造一个氛围、一个空间，让工友感受到一定的温暖，在大学里有学生来关注他们、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个很重要。”邱建生说，不少农民工到城里来、到大学来，会自卑，把自己降得很低，而工友夜校营造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大学是‘社会公器’，需要有这样的地方。”
而在邱建生看来，在服务工友的过程中，大学生也会受到“教育”。“我们的教育越来越精英化，知识生产系统趋于固化。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也有缺失，不知道怎么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邱建生认为，包括大学学生、老师在内，都应有平民化的视角，“为平民服务”。“去农村是一条腿，比如前往遥远的乡村支教，而为身边的工友服务是另一条腿。”
邱建生自身也是“平民教育”先驱晏阳初的拥趸，在福建、江西等地实践“工友夜校”“农村社区大学”等项目。“平民的脑矿是无穷尽的。校园里的工友来自四面八方，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学生和工友透过夜校这个平台走在一起，能够形成不同阶层的知识流动……这是相互教育的过程。”
吴俊东对此深以为然，他认为工友夜校改变了他的 “人生方向”，自己因之开始对教育感兴趣，“现在在哈佛做的也和平民教育有关”。据其介绍，最先创立“工友夜校”的7名学生，从人大毕业后“做的事情多少跟新光有关系”。“有个志愿者现在是农业咨询师，致力于帮农民更好地卖出农产品。”
梁莎莎则列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谈“服务工友”带来的改变：曾有同学在校内论坛上指责食堂员工的某些行为伤了他的面子，言语中有轻视傲慢，但帖子下面很多评论都在说这位同学自视甚高，不管是学生还是工友，都是“人大人”。
“无论是不是新光协会的影响，但变化是实际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