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孕育
当前我们要做的是聚焦有生育意愿的人群，创造有利于生育的友好环境，帮助和支持他们将生育意愿真正落实为实际行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
郑真真长期关注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一些地区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她发现，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部分60后、70后虽然有意愿，但年龄偏大，80后、90后成为最大的生育潜力释放人群。但是80后正处于人生中最忙的阶段，事业面临升职压力，在家庭里要带孩子忙升学，还要赡养夫妻双方老人。要事业还是要育儿，成为不少80后家庭的一道难题。而很多90后认为生育是私人的事情，对生育政策大多持不理会的态度。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必须尊重他们的生育意愿，其次应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郑真真认为，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满足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托儿和学前教育以及社区建设等。同时，有必要从家庭和妇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在承担生育重任时兼顾个人事业发展，形成尊重生育、对育儿友好、支持妇女平衡生育和事业的社会氛围。
尤其对于年轻的职业女性来说，现实情况往往让她们很纠结。这不仅包括产假时间、父亲育儿假能否落实，还包括养育过程中的0&mdash3岁照料问题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宽后，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的高质量劳动力。郑真真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1/3的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对这些妈妈来说，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要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又要有3年无法安心工作，无可避免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不利影响。
有学者研究欧盟国家经验发现，那些能够较为妥善地平衡好职业妇女事业与生育关系的国家，人口生育率保持上升趋势，而未能较好处理这一冲突的国家，其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个问题在我国存在多年，迫切需要解决。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尤其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机构积极参与，同时还要有政府的鼓励和有效监管。郑真真表示。
须有长期制度性安排来支持二孩生育
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
地方从政府能替二孩家庭减轻什么负担的角度出台措施，这种探索是好事。但仅仅是开始，对于较高的二孩抚养成本来说，不能靠一次性补贴，而要靠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原新说。
他分析了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居高不下的育儿经济成本。在城市里，养一个孩子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教育、住房等成本高企，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分娩补贴等与抚养成本比起来如九牛一毛；其次是0&mdash3岁阶段照料问题。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而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第三，80后、90后主体生育人群面临生育与事业的冲突；第四，一些育龄妇女年龄偏大，在临床上属于高危人群，害怕身体出问题，也担心生育质量受影响。此外，随着生育的代际转移，人们越年轻越不愿意生孩子，来自少子女家庭的生育人群不愿多生孩子。
原新建议，支持二孩生育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比如对高龄孕产妇产检的绿色通道、0&mdash3岁公立托幼机构的补位、上学后教育成本减负、税收方面可以家庭平均收入为征收单位等。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对此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动力机制已发生转变，促进人口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更多是家庭的自主决策和个体人口的自觉选择。生孩子是一个很重大的家庭决策，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影响，需要家庭成员去消化、接受、磨合，最终形成决策。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不一样。
杨成钢分析指出：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不仅无力赡养老人，而且自身的生活负担也会加重。其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需要取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既是公共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又是整合配置市场资源的最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更是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之间最好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郑真真长期关注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一些地区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她发现，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一部分60后、70后虽然有意愿，但年龄偏大，80后、90后成为最大的生育潜力释放人群。但是80后正处于人生中最忙的阶段，事业面临升职压力，在家庭里要带孩子忙升学，还要赡养夫妻双方老人。要事业还是要育儿，成为不少80后家庭的一道难题。而很多90后认为生育是私人的事情，对生育政策大多持不理会的态度。对于这部分人群，首先必须尊重他们的生育意愿，其次应帮助他们解决好事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调整相关公共政策，将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
郑真真认为，与生育相关的公共政策主要是满足家庭对生育的需求，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托儿和学前教育以及社区建设等。同时，有必要从家庭和妇女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定位、调整和完善相应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在承担生育重任时兼顾个人事业发展，形成尊重生育、对育儿友好、支持妇女平衡生育和事业的社会氛围。
尤其对于年轻的职业女性来说，现实情况往往让她们很纠结。这不仅包括产假时间、父亲育儿假能否落实，还包括养育过程中的0&mdash3岁照料问题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很有可能在生育政策放宽后，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的高质量劳动力。郑真真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1/3的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对这些妈妈来说，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要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又要有3年无法安心工作，无可避免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不利影响。
有学者研究欧盟国家经验发现，那些能够较为妥善地平衡好职业妇女事业与生育关系的国家，人口生育率保持上升趋势，而未能较好处理这一冲突的国家，其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这个问题在我国存在多年，迫切需要解决。这需要全社会提高认识，尤其需要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机构积极参与，同时还要有政府的鼓励和有效监管。郑真真表示。
须有长期制度性安排来支持二孩生育
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
地方从政府能替二孩家庭减轻什么负担的角度出台措施，这种探索是好事。但仅仅是开始，对于较高的二孩抚养成本来说，不能靠一次性补贴，而要靠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原新说。
他分析了影响二孩生育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居高不下的育儿经济成本。在城市里，养一个孩子动辄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元，教育、住房等成本高企，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分娩补贴等与抚养成本比起来如九牛一毛；其次是0&mdash3岁阶段照料问题。调查显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而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是由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第三，80后、90后主体生育人群面临生育与事业的冲突；第四，一些育龄妇女年龄偏大，在临床上属于高危人群，害怕身体出问题，也担心生育质量受影响。此外，随着生育的代际转移，人们越年轻越不愿意生孩子，来自少子女家庭的生育人群不愿多生孩子。
原新建议，支持二孩生育应结合全生命周期特点来考虑政策安排，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提供社会支持服务，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比如对高龄孕产妇产检的绿色通道、0&mdash3岁公立托幼机构的补位、上学后教育成本减负、税收方面可以家庭平均收入为征收单位等。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对此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发展的动力机制已发生转变，促进人口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更多是家庭的自主决策和个体人口的自觉选择。生孩子是一个很重大的家庭决策，受到个体和环境因素影响，需要家庭成员去消化、接受、磨合，最终形成决策。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不一样。
杨成钢分析指出：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不仅无力赡养老人，而且自身的生活负担也会加重。其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需要取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既是公共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又是整合配置市场资源的最重要设计者和推动者，更是公共资源和市场资源之间最好的组织者和协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