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越塞越满。常有好心人上门送些旧衣物，有时会多劝几句“生男生女都一样，我有个孙子还想要个孙女呢”。和王忠魁同来厦门的同乡郑传娇多年无子，收养了一个女儿。

但郑传娇仍觉得，“不管哪里，有个男孩都是光荣的。”

为了这份“光荣”，生孩子成了夏月蝉唯一的事业。这次生老八实在太凶险，不得已去了医院。医生建议剖腹产。需要多交2万元，她咬牙忍住坚持顺产。

“我真的尽力了，非常非常尽力了。”月子里虚弱，她困在床上，拿手挡住眼睛。

夏月蝉没有什么朋友，她每天都在凌晨醒来，烧水、做饭、给小的喂奶，催大的上学。白天，她挺着大肚子，招呼一群孩子，出门捡垃圾。等孩子都睡下，她需要换洗收拾。

东西越收拾越多，视线所及全是杂物。拳头大的女孩鞋子像果实一样挂在铁衣架上，一串七八双，深深浅浅的粉色。高架床底藏着一根细竹棍。气不过的时候，她用来管教女儿，打完心疼后悔，她又抱着女儿哭，鞋子串就随着床架晃动。

捡垃圾的工作是与王忠魁多次交锋后争取来的。王忠魁不希望妻子辛苦，也觉得丢脸。夏月蝉则希望能多少补贴点儿家用：2个大塑料瓶1毛钱，15根铁棍则能卖1元钱。杂物堆在门口，几乎挡住了半个家门。

这不是夏月蝉想象的生活。来厦门前她坐了三天的绿皮车，本以为会抵达一个广大的世界，“生活会越来越好”。

在贵州山里的时候，家里的亲戚叫她“敢子”，是个大大咧咧甚至有点野蛮的女孩子。男人会的她都会：上树摘果子，下河撑船，搬起大石头捕捉藏匿其下的游鱼。她喜欢水，眼力好，能看清水流的暗涌和转弯，长篙一戳，划出老远。

那时候她的家乡穷极了。只有过年才杀一头猪，挂起来，吃一年。招待客人的时候，割一寸左右的肉炒菜。有一次为了一盘四季豆谁吃得多，她和最小的弟弟吵架。她先拿起镰刀，弟弟一急拿斧头削了她胳膊，鲜血直流。

她记得在贵州，女人分为两类：姑娘和嫂嫂。嫂嫂们有自己的规则。有个嫂嫂结婚四五年没有生育，大家都“瞧不上”，小姑们吃饭不愿意和她坐在一起。后来嫂嫂生了个孩子，和小姑们又亲热起来。

而姑娘的最终归宿终是嫂嫂。她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没钱了。家里人求助于一个大伯，对方说：如果是男孩就借了，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终究是要嫁人的。她在门口听到了，赌气不读了。

之前看嫂嫂生孩子的的时候，做姑娘的她吓得发抖——“哪里敢想我以后也会生孩子。” 但“敢子”姑娘最后还是在异乡做了“嫂嫂”。

遇见邻村小伙王忠魁的那一年，她爸爸一直着急把她嫁出去，急得拿棍子打她。她“赌气一样”，相处一天就答应和他在一起。第二天就一起坐上了东去的列车。

这个男人很矮，穿着一套特别宽松的“套服”，“谁穿都不好看”的那种。但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这是“难得的”。在去厦门的火车上，王忠魁给夏月蝉买了一瓶可乐。那时候，村里人出门都“自己带瓶子灌点车上的凉水”，那是珍贵的饮料。

王忠魁知道，“自己家庭情况不一样，必须要努力干活”。他偏爱夜班，赚得能比白天100多元。15年来，他过年只回过一次家——春节期间的活工钱更高。

即使如此，一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有时候一桶3升的菜籽油可以吃3个月。一天买1元钱的豆芽。盐巴放一点点，有点咸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