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中国农村生育观转变 多地村民允许生二胎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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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挤压

32岁的山东寿光妇女张秀已经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车司机,她卖菜。张秀有两个女儿,大的8岁,小的3岁。丈夫偶尔流露出想要个儿子的念头,立刻就会遭到她的数落。

“要两个都是多的!再要一个,我想都没想过!处处都要花钱,再生一个,他能养活我们娘几个?再说,我能活几辈子?可别给自己找罪受了!”张秀说。

张秀的心态在全国2亿多流动人口中非常普遍。这背后是中国农村人口生育观的巨大变化,根源则是城镇化与生育政策的双重挤压。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突飞猛进,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影响巨大。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研究发现,生育旺盛期(20~30岁)育龄妇女的城镇化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42.34%,高出总人口5.42个百分点。这些育龄妇女进入城市后,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压力更大,机会也更多,这都大大干扰了妇女的生育行为,使其生育孩子的数量降低,生育年龄推迟。

由于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社会保障远不健全、与城市迥异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传统上农村整体的生育意愿要高于城市。但根据历年来多家研究机构所做的生育意愿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出现显著下降。

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此后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农村人的生育意愿虽然仍高于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的生育意愿长期在2以上,但实际生育率最近10年介于1.05和1.45之间。

六普数据显示,农业户籍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72,低于农业户籍非流动妇女的1.366。这表明,无论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妇女,还是留在农村的妇女,实际生育率都已经相当低了。

相对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压低农村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跟城市相比,部分农村的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以再生一个;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允许再生)已经比较宽松,但仍然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产生矛盾。围绕生和不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故事。随着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为多生育付出过高代价,生育意愿也逐年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