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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公开表示中国可能在两年内全面放开二孩。这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连续接到几位朋友来电，询问是否两年内中国要全面放开二孩。
尽管蔡昉讲话当天晚上国家卫计委相关人士就回应表示，目前并无全面放开二孩的时间表。但网上汹涌的评论让更多人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在单独二孩放开之后，全面二孩这只靴子到底何时能掉下来？
下一只靴子
朋友拜托本报记者尽快查清此新闻的真伪，他们相信记者必定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我很能理解他们的急切心情—有一位是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70后”，正焦虑政策再不变自己就可能再也生不出来了；有一位则是刚生了第二个孩子，正犹豫要不要去交将近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二孩政策是否变化对于他们的家庭都意义重大。
于是本报记者去网上查信源，才发现蔡昉的这段表态在网上已经成为一个热得烫手的话题。人民网的一篇竟然有103363条评论。微博微信上，两年内放开二孩的讨论也同样沸腾着。
一句“两年内全面放开二孩”何以如此扯动中国人民的眼和心？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说也罢。问题的关键是，两年内真的能放开二孩吗？放开或不放开的决策依据到底是什么？
根据媒体报道，蔡昉当日还表示，放开二孩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
作为一名人口记者，对蔡昉这番“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言论本报记者并不觉得意外。近年来，绝大多数人口学者已经在许多不同场合表达对当年生育率过低的担忧和尽快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吁。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人口学者黄文政、《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山西翼城二孩试点的设计者梁中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过尽快放开生育限制的必要性。
最近从人口学者到普通民众关于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又有上涨，缘于一个新的背景：今年初以来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各地陆续推开，但是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民众对这一政策持欢迎态度，但真正行动的单独夫妻并不多。上半年的统计显示，全国1100万符合再生育政策的单独夫妻中仅有27万提出申请。
在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口学者看来，单独二孩的放开是一个清楚的信号，人口政策应时而动，全面二孩放开是早晚的事。与蔡昉相同，他们普遍同意一个观点，全面放开二孩固然是件好事，但并不意味着生育率就能显著提升。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生育观。在这种生育观之下，只生育一个孩子被主动或被动地合理化，再加上生育成本高，导致了目前仅有1.2左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放开生育限制，也不可能显著提高生育率。从北京、江苏、湖北等地进行的跟踪调研来看，这种判断基本属实。
阳光决策
中国的生育政策可以说是最引人关注的一项公共政策，从这项政策的变动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让阳光照进来，让这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公开透明，因为该政策几乎跟每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
从技术上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中国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每五年有一次百分之一人口抽查，再加上各地各机构进行的不同水平和范围的普查，一些基本的数据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育龄妇女数、总和生育率等等。但事实并不尽如人意。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过去数十年里一个最基本的数据—总和生育率就出现掰扯不清的现象。官方一度坚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六普后调整为1.6和1.5。不同人口学者坚持的总和生育率则从1.18到1.5不等。
王广州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做人口研究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在于不能自由地得到想要的数据。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例，尽管国家拨款80亿元投入普查，但最终能够提供给研究机构的数据非常有限。
人口学者梁中堂曾经说，中国人口政策是看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看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一面镜子。王丰认为，人口这项公共政策制定必须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要看到人口数量变化，更要看到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率的变化，要公开讨论，听取学者意见，否则的话，未来将形成巨大的人口透支，不仅没有人口红利，还会反过来阻碍经济发展。
全面放开二孩这只靴子何时掉下来，要科学、公正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阳光照射进这项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公开透明、科学决策可以帮助整个国家和个体在这项关系切身利益的政策中减损得利。
近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公开表示中国可能在两年内全面放开二孩。这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连续接到几位朋友来电，询问是否两年内中国要全面放开二孩。
尽管蔡昉讲话当天晚上国家卫计委相关人士就回应表示，目前并无全面放开二孩的时间表。但网上汹涌的评论让更多人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在单独二孩放开之后，全面二孩这只靴子到底何时能掉下来？
下一只靴子
朋友拜托本报记者尽快查清此新闻的真伪，他们相信记者必定有更多的信息来源。我很能理解他们的急切心情—有一位是夫妻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的“70后”，正焦虑政策再不变自己就可能再也生不出来了；有一位则是刚生了第二个孩子，正犹豫要不要去交将近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二孩政策是否变化对于他们的家庭都意义重大。
于是本报记者去网上查信源，才发现蔡昉的这段表态在网上已经成为一个热得烫手的话题。人民网的一篇竟然有103363条评论。微博微信上，两年内放开二孩的讨论也同样沸腾着。
一句“两年内全面放开二孩”何以如此扯动中国人民的眼和心？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说也罢。问题的关键是，两年内真的能放开二孩吗？放开或不放开的决策依据到底是什么？
根据媒体报道，蔡昉当日还表示，放开二孩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好处。
作为一名人口记者，对蔡昉这番“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言论本报记者并不觉得意外。近年来，绝大多数人口学者已经在许多不同场合表达对当年生育率过低的担忧和尽快放开生育限制的呼吁。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人口学者黄文政、《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山西翼城二孩试点的设计者梁中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过尽快放开生育限制的必要性。
最近从人口学者到普通民众关于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又有上涨，缘于一个新的背景：今年初以来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各地陆续推开，但是让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民众对这一政策持欢迎态度，但真正行动的单独夫妻并不多。上半年的统计显示，全国1100万符合再生育政策的单独夫妻中仅有27万提出申请。
在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人口学者看来，单独二孩的放开是一个清楚的信号，人口政策应时而动，全面二孩放开是早晚的事。与蔡昉相同，他们普遍同意一个观点，全面放开二孩固然是件好事，但并不意味着生育率就能显著提升。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生育观。在这种生育观之下，只生育一个孩子被主动或被动地合理化，再加上生育成本高，导致了目前仅有1.2左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放开生育限制，也不可能显著提高生育率。从北京、江苏、湖北等地进行的跟踪调研来看，这种判断基本属实。
阳光决策
中国的生育政策可以说是最引人关注的一项公共政策，从这项政策的变动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让阳光照进来，让这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变化公开透明，因为该政策几乎跟每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
从技术上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中国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每五年有一次百分之一人口抽查，再加上各地各机构进行的不同水平和范围的普查，一些基本的数据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育龄妇女数、总和生育率等等。但事实并不尽如人意。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过去数十年里一个最基本的数据—总和生育率就出现掰扯不清的现象。官方一度坚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六普后调整为1.6和1.5。不同人口学者坚持的总和生育率则从1.18到1.5不等。
王广州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做人口研究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在于不能自由地得到想要的数据。以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例，尽管国家拨款80亿元投入普查，但最终能够提供给研究机构的数据非常有限。
人口学者梁中堂曾经说，中国人口政策是看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看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一面镜子。王丰认为，人口这项公共政策制定必须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要看到人口数量变化，更要看到人口年龄结构和生育率的变化，要公开讨论，听取学者意见，否则的话，未来将形成巨大的人口透支，不仅没有人口红利，还会反过来阻碍经济发展。
全面放开二孩这只靴子何时掉下来，要科学、公正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阳光照射进这项公共政策决策的过程中。公开透明、科学决策可以帮助整个国家和个体在这项关系切身利益的政策中减损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