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人到中年（30-60岁）
转载自http://sd.sdnews.com.cn/2011/2/24/1024645
记者 祝田园
带着摆脱种地命运的束缚和闯荡江湖的梦想，一群群年轻的80后、90后农民工走出了乡村，涌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可是，在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下，城市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太多的机会，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他们不想回乡种地，却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就这样，他们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着。
2011年2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亿人，他们比传统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物质和精神诉求也已远超老一辈农民工，正在向城市青年靠拢。然而，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位和态度却仍普遍停留在传统农民工的基础上。有分析认为，用工方与新生代农民工诉求的严重偏差，也是导致全国范围用工荒频现的重要原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不解决，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用工荒，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b]彷徨[/b]
[b] 饭碗没保障，4000不算多[/b]
21日14时，经八路乐山小区南门外，等待找工作的农民工三五成群地甩着扑克，或者抄手聊着天。在人群中，一个年轻的小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戴着耳机，穿戴齐整，手里拎着一只大大的运动旅行包，不跟别的中年农民工搭腔，在3分钟内，眼睛始终望着前方，若有所思。转而，他又快步走入不远处的一间公厕，出来的时候，在门口买了张手机卡。随后，他拎着大包，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挨个儿看着展板上的招聘信息，一边小声嘟囔着：“才1500，钱这么少？两三千还差不多。”
这名小伙子姓尹，今年31岁，沂南人，初中学历。他到济南才两天时间，所有行囊都在随身拎着的大包里。在来济南之前，他在老家工厂里干了好几年机电维修，已是熟练工。两千七八百元的月收入已经不能令其满足，于是，他满怀憧憬来到济南，希望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赚更多的钱。不过，他在经八路老人才市场转悠了两天，始终一无所获。
就在小尹在经八路上转来转去的时候，齐河人小徐也在同一个地方寻找着适合的岗位。“你想找个挣多少钱的工作？”身旁一名40岁上下的中年农民工问他。“怎么也得4000多吧。”小徐答道。“瞎扯吧，你瞅瞅，这儿哪有能挣那么多钱的工作。”中年农民工很不屑。小徐不再说话，但自个儿有想法。
1985年生人、26岁的小徐有着典型的烈日农作晒出的黑紫色皮肤，额头上还有着几道深深浅浅、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抬头纹。在辞职前，他在工地上干了多年管道焊接工，在北京打工时，月薪曾到过4500元。别人羡慕他的高收入，觉得他甚至能比得上白领。可他知道，跟他同龄的农民工，大多挑选饭店服务员和保安等轻快活，不愿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所以，他的收入比很多人高一些。不过，即便月收入不菲，也不是每个月都能赚得到，一个项目忙完了，饭碗也就丢了，下个活儿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所以，四五千元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高收入。
[b]请假就扣钱，轻易不敢常回家[/b]
9年前，17岁的小徐以优秀的成绩初中毕业，怀着没钱继续读书的遗憾，打点行囊，走出了村子，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起初，同村人将他介绍到济南一个门店去修摩托车，第一年当学徒没收入，第二年月薪只有200元，马路上摩托车的数量也在锐减。意识到在这一行没前途，小徐“跳槽”到了机械加工厂。干了几年钳工学徒，月收入从400元逐步跳到800元，三年前涨至2000元，在济南，月收入最高的时候达到过3500—3600元。
虽然老家就在黄河岸北，这些年来，小徐每年最多回家三次：一次是五六月份过麦时节，一次是九十月份秋收时节，还有一次是春节。小徐从来不敢轻易跟用人单位请假，就连周末休息时间都屈指可数，因为单位催活紧，请假就得扣工钱，他请不起。
跟小徐同样因为扣工资不敢请假回家的，还有一个叫刘嘉铭的小伙。14年前，初中没毕业他就离校在老家河南濮阳学着做面点，五六年前来到济南，换了几家企业，个个不签用工合同，平时基本不休班，一天忙碌12小时，单位给不给办保险也不清楚。
刚进工厂时，刘嘉铭还是个玩心很重、说话口无遮拦的开朗小伙。工作几年后，生活的艰辛令他的性格内敛了许多。而立之年，他虽已成家，但仍未立业，谈到未来，迷茫不已。他思来想去，觉得大概还是当合同工比较好，因为那样，“可能就有稳定的保险，不会人一走就没有了”。
[b]奋斗[/b]
[b] 睡马路、捡废品，都是为前途作铺垫[/b]
24岁的张磊是济南一家礼品公司的业务主管，拿着不低的薪水，在花园路上某知名的写字楼内办公，法定节假日均正常休息。同龄人在羡慕他的时候，估计很难想到，他其实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民工。
2004年，读了一年多高中后，他就不顾家人反对辍学跟着德州庆云的同乡去了东北。第一份工作是在餐馆洗盘子。脾气急躁的他干了三个月就沉不住气了，辞职踏上了开往青岛的火车。
在青岛落下脚时，兜里还剩不到100元。住不起小旅馆，他就花8元钱通宵待在网吧里。找不到工作，他曾经到火车站捡拾别人丢掉的矿泉水瓶卖废品，也曾蹲在劳务市场上等待在工地搬砖的零活，最难的时候还曾经住过地下通道。
家里人几次三番想拉他回去，他都说自己混得不错，不想走。后来，他成了一家面包厂的送货员，因为表现出色又做起了销售业务，而后做到商超主管，月薪已达到4000多元。
近两年，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青岛离家远，张磊就辞职来到了济南。2008年的时候，招聘市场上留给初中学历农民工的职位已经很少。他知道自己论学历，拼不过大学生，只能干出个样来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因为曾经历不少坎坷，所以他对自己的吃苦能力很有自信。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打拼，成为业务主管的他过上了近似白领的生活。不过，除去每个月必要的生活支出和人际交往的开支，他把剩下的钱都攒起来，每年春节时交给父母，让父亲偿还生意赔本后的欠款。他想，等帮着父亲把欠款还完了，他就多给自己攒些创业资本，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b]挣钱目的很明确，让儿子过上城里人的生活[/b]
与追求自身发展的张磊相比，周传冬在城市赚钱的目的则是为了孩子。
今年31岁，带着“80后”头衔的周传冬，言谈举止成熟很多。1998年，从菏泽单县老家出来后，他先是跟着老乡去了淄博，在工地上搬过砖、推过独轮车。2000年时，他去了广东，在一家制作铝合金门窗的个体店里打工三年。回老家娶亲后，夫妻两人不愿在家种地，于两年前来到济南开起了铝合金门窗店。
尽管自己是老板，但他什么事都是自己跑到最前面。给别人送货安装的时候，身材矮小的他时常背着上百斤沉的材料一气爬上十几层楼。由于他做的门窗活细，价钱也不算贵，人又实诚，回头客或朋友介绍的很多。2010年时，他每个月的接活量比前一年明显增加。
干建材这一行很苦很累，徐传冬深有体会。可他觉得，跟在家里种地一年几千元刚够吃饭的收入相比，苦些累些也值得。他说，老家上一辈的人出来打工，都是赚上一笔钱就回乡盖房子娶媳妇种地，祖祖辈辈还是农民，而他这一辈都不想这样了，不管在外面干活多苦多累都不想再回去了。
去年，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周传冬交了1万元的择校费，把孩子送入了历城双语实验小学。在他看来，亏待自己不要紧，不能亏了孩子，得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才能有前途。
周传冬的想法很明确：自己这几年多赚些钱，给孩子在济南城里买套房子，把户口从农村迁过来，让孩子以后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记者 祝田园
带着摆脱种地命运的束缚和闯荡江湖的梦想，一群群年轻的80后、90后农民工走出了乡村，涌入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可是，在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压力下，城市并没有为他们准备太多的机会，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他们不想回乡种地，却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就这样，他们在城市的夹缝中生存着。
2011年2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达1亿人，他们比传统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物质和精神诉求也已远超老一辈农民工，正在向城市青年靠拢。然而，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定位和态度却仍普遍停留在传统农民工的基础上。有分析认为，用工方与新生代农民工诉求的严重偏差，也是导致全国范围用工荒频现的重要原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不解决，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用工荒，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b]彷徨[/b]
[b] 饭碗没保障，4000不算多[/b]
21日14时，经八路乐山小区南门外，等待找工作的农民工三五成群地甩着扑克，或者抄手聊着天。在人群中，一个年轻的小伙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戴着耳机，穿戴齐整，手里拎着一只大大的运动旅行包，不跟别的中年农民工搭腔，在3分钟内，眼睛始终望着前方，若有所思。转而，他又快步走入不远处的一间公厕，出来的时候，在门口买了张手机卡。随后，他拎着大包，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挨个儿看着展板上的招聘信息，一边小声嘟囔着：“才1500，钱这么少？两三千还差不多。”
这名小伙子姓尹，今年31岁，沂南人，初中学历。他到济南才两天时间，所有行囊都在随身拎着的大包里。在来济南之前，他在老家工厂里干了好几年机电维修，已是熟练工。两千七八百元的月收入已经不能令其满足，于是，他满怀憧憬来到济南，希望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赚更多的钱。不过，他在经八路老人才市场转悠了两天，始终一无所获。
就在小尹在经八路上转来转去的时候，齐河人小徐也在同一个地方寻找着适合的岗位。“你想找个挣多少钱的工作？”身旁一名40岁上下的中年农民工问他。“怎么也得4000多吧。”小徐答道。“瞎扯吧，你瞅瞅，这儿哪有能挣那么多钱的工作。”中年农民工很不屑。小徐不再说话，但自个儿有想法。
1985年生人、26岁的小徐有着典型的烈日农作晒出的黑紫色皮肤，额头上还有着几道深深浅浅、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抬头纹。在辞职前，他在工地上干了多年管道焊接工，在北京打工时，月薪曾到过4500元。别人羡慕他的高收入，觉得他甚至能比得上白领。可他知道，跟他同龄的农民工，大多挑选饭店服务员和保安等轻快活，不愿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所以，他的收入比很多人高一些。不过，即便月收入不菲，也不是每个月都能赚得到，一个项目忙完了，饭碗也就丢了，下个活儿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所以，四五千元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高收入。
[b]请假就扣钱，轻易不敢常回家[/b]
9年前，17岁的小徐以优秀的成绩初中毕业，怀着没钱继续读书的遗憾，打点行囊，走出了村子，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起初，同村人将他介绍到济南一个门店去修摩托车，第一年当学徒没收入，第二年月薪只有200元，马路上摩托车的数量也在锐减。意识到在这一行没前途，小徐“跳槽”到了机械加工厂。干了几年钳工学徒，月收入从400元逐步跳到800元，三年前涨至2000元，在济南，月收入最高的时候达到过3500—3600元。
虽然老家就在黄河岸北，这些年来，小徐每年最多回家三次：一次是五六月份过麦时节，一次是九十月份秋收时节，还有一次是春节。小徐从来不敢轻易跟用人单位请假，就连周末休息时间都屈指可数，因为单位催活紧，请假就得扣工钱，他请不起。
跟小徐同样因为扣工资不敢请假回家的，还有一个叫刘嘉铭的小伙。14年前，初中没毕业他就离校在老家河南濮阳学着做面点，五六年前来到济南，换了几家企业，个个不签用工合同，平时基本不休班，一天忙碌12小时，单位给不给办保险也不清楚。
刚进工厂时，刘嘉铭还是个玩心很重、说话口无遮拦的开朗小伙。工作几年后，生活的艰辛令他的性格内敛了许多。而立之年，他虽已成家，但仍未立业，谈到未来，迷茫不已。他思来想去，觉得大概还是当合同工比较好，因为那样，“可能就有稳定的保险，不会人一走就没有了”。
[b]奋斗[/b]
[b] 睡马路、捡废品，都是为前途作铺垫[/b]
24岁的张磊是济南一家礼品公司的业务主管，拿着不低的薪水，在花园路上某知名的写字楼内办公，法定节假日均正常休息。同龄人在羡慕他的时候，估计很难想到，他其实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凭的农民工。
2004年，读了一年多高中后，他就不顾家人反对辍学跟着德州庆云的同乡去了东北。第一份工作是在餐馆洗盘子。脾气急躁的他干了三个月就沉不住气了，辞职踏上了开往青岛的火车。
在青岛落下脚时，兜里还剩不到100元。住不起小旅馆，他就花8元钱通宵待在网吧里。找不到工作，他曾经到火车站捡拾别人丢掉的矿泉水瓶卖废品，也曾蹲在劳务市场上等待在工地搬砖的零活，最难的时候还曾经住过地下通道。
家里人几次三番想拉他回去，他都说自己混得不错，不想走。后来，他成了一家面包厂的送货员，因为表现出色又做起了销售业务，而后做到商超主管，月薪已达到4000多元。
近两年，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需要照顾，青岛离家远，张磊就辞职来到了济南。2008年的时候，招聘市场上留给初中学历农民工的职位已经很少。他知道自己论学历，拼不过大学生，只能干出个样来才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因为曾经历不少坎坷，所以他对自己的吃苦能力很有自信。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打拼，成为业务主管的他过上了近似白领的生活。不过，除去每个月必要的生活支出和人际交往的开支，他把剩下的钱都攒起来，每年春节时交给父母，让父亲偿还生意赔本后的欠款。他想，等帮着父亲把欠款还完了，他就多给自己攒些创业资本，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b]挣钱目的很明确，让儿子过上城里人的生活[/b]
与追求自身发展的张磊相比，周传冬在城市赚钱的目的则是为了孩子。
今年31岁，带着“80后”头衔的周传冬，言谈举止成熟很多。1998年，从菏泽单县老家出来后，他先是跟着老乡去了淄博，在工地上搬过砖、推过独轮车。2000年时，他去了广东，在一家制作铝合金门窗的个体店里打工三年。回老家娶亲后，夫妻两人不愿在家种地，于两年前来到济南开起了铝合金门窗店。
尽管自己是老板，但他什么事都是自己跑到最前面。给别人送货安装的时候，身材矮小的他时常背着上百斤沉的材料一气爬上十几层楼。由于他做的门窗活细，价钱也不算贵，人又实诚，回头客或朋友介绍的很多。2010年时，他每个月的接活量比前一年明显增加。
干建材这一行很苦很累，徐传冬深有体会。可他觉得，跟在家里种地一年几千元刚够吃饭的收入相比，苦些累些也值得。他说，老家上一辈的人出来打工，都是赚上一笔钱就回乡盖房子娶媳妇种地，祖祖辈辈还是农民，而他这一辈都不想这样了，不管在外面干活多苦多累都不想再回去了。
去年，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周传冬交了1万元的择校费，把孩子送入了历城双语实验小学。在他看来，亏待自己不要紧，不能亏了孩子，得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才能有前途。
周传冬的想法很明确：自己这几年多赚些钱，给孩子在济南城里买套房子，把户口从农村迁过来，让孩子以后成为真正的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