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院九所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还原了当年一次关于技术思路的争论。周光召面向彭桓武，似寻求彭公评判，程开甲在其身后微笑不语。

“杨振宁在美国入了国籍得了诺贝尔奖，也不能接触最尖端的武器领域啊。”胡干达说。到了较量的最高层，拼的不光是技术，还有你背后的那个国家。

这句话，说到了很多科研人的心坎里。20年后回头看，蓝可认为那些当年离开的小伙伴，选择了下海出国，其实就是选择了离开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

这也许就是“国运”与个人成就的关系。

“真是天佑我中华，当年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能在西部荒原集中这么一批优秀的青年，把‘两弹’搞出来！”在蓝可眼里，自己这些60后7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虽然可能无法超越老师，但责任重大，“必须把老一代的精神传承下来”。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中国人被一掌击醒：大国之交，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只富不强，人家照样说打就打。

国防白皮书这样定位：“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深陷人才断层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迎来了机遇。

但，世易时移，开始富起来的中国很难再找到大批于敏、邓稼先式的人才了。

做科研的最高境界，就是忘我。在核工业领域，要冲向新目标，路上的诱惑太多了，那么多岔路、那么多电阻，还有很多小目标……如果一个个面壁人不能激活身体里的小反应堆，恐怕就没有持续的能量，让他们完成更重的国家使命和更大的科技挑战。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简单说就是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可控核聚变”，世界战略科技竞争的重要制高点，是人类文明大跃迁最根本的挑战之一。

于敏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

人才淘汰的物理机制

中物院的节奏外表上看比北京上海慢一些，处处给人传递一种温暖的淡定。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九院人的收入水平不差，能保障他们拥有中上等的物质生活。

但表面的安逸下面，九院人有个“死穴”就是教育问题。别的都可以忍，但在孩子教育这件事上，九院人有点不淡定了。

上海一个顶级高校“抢”胡建波的时候，拍着胸脯说，尽管来，你孩子附中附小都给你包了，“这个条件真的很诱人，确实有点儿心动”。

法涛也有些犯嘀咕，从孩子出生，他们就总能感受到全国时不我待的教育焦虑。“在这个山沟里，会不会耽误了娃娃的前程？”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传统文化，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老一代中物院人，天天工作顾不了家，孩子在山沟里得不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明明都是海归名校，孩子有的竟连高中都没法上。“核二代”有的只能在单位里从事后勤保障服务工作，有的只能在社会上打工谋生。

但无欲无求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法涛只要不加班，周末就开上车，接上夫人孩子，一脚油门去成都。在那个繁华的大都市，听听音乐会看看比赛，让孩子在城市中心的游乐场玩一玩，见识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社会。

没有人，没有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再伟大的事业都不能持久。

中物院人事教育部规划教育处处长李科，对九院过去30年人才“流动”规律，有一种近乎物理学的精确梳理：

第一阶段是“难招人”。横跨上世纪整个90年代，那的确是一个“卖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年代，人们追求“富起来”，军工“遇冷”。

第二阶段是“好招人”。1999年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后，军工重热，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人才对九院“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