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在科研的“天堂”

七所牛津女博士徐晨将自己的人生抉择放在了毕业旅行的最后。当时，渡轮正在横穿英吉利海峡，周围很静只有涛声。一次经历跳入她脑海——

读博时她和同学去看一场新电影，座位周围都是英国本地人。黑暗中，她有事扫了一眼手机，马上关了。可没想到，后排的白人男性上来就在她头上锤了三下。

徐晨流着泪想：如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者如果自己是白人，绝不会受到这种侮辱。

她在船上决定，要将职业选择与强国梦合二为一。如今，29岁的她在牵头研究核废料的回收，手头的科研经费已过千万元。

七所的王欢，博士毕业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他记得2008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大地震、奥运会。有一天，他的比利时同事忽然冲进实验室高叫：“恭喜你，今天有3个中国人上太空了，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忙于做实验的王欢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倒是这个“老外”得意地报出了神舟7号3位中国航天员的名字。

“在欧洲，你看一个人一天的工作基本就代表了他的一生。没有太多激情，没有波澜壮阔，一眼能看到天边。”王欢来到绵阳，所长尊重他：去成都基地，还是去沟里？“既然来了，就去沟里吧”。

南开本硕博9年，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分校两年，虽背靠大山，三所的张龙对那些把国外生活工作描绘成彼岸世界的“传说”嗤之以鼻。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西方国家的科研经费拨款都在紧缩，搞科研的拿奖学金越来越困难。“美国学IT出来年薪15万美元，化学博士后出来才4万~5万美元。导向不是很清楚吗？”

真想搞科研，大山环绕的中物院就是“天堂”。

在中物院流传着一个“归去来”的故事。祝文军大学毕业来到中物院，5年后，他去复旦读博，再去香港工作。可香港3年的时光令他发现，那里虽然能接触更多前沿内容，但是做材料的人太多。他又回来了，“我喜欢做独一无二的事，而中物院具有独一无二的科研条件”。

九院的博士们最自豪的是：高校老师想做实验、拿数据，都要排队找设备、借地方，而在他们这里，有世界一流的设备、最棒的实验室，不需要排队等、费劲协调才能用！

不可避免地，海归会有一些水土不服。但这些80后想得很清楚，他们没有白皮肤和那些国家的基础教育，很难登上他国的核心舞台。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才可能进入科技的中枢，只有自己的祖国走向强大，才能把格局与底蕴赐予她的优秀子孙。

“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里肯定不适合。”张龙说，但你想搞点事、干事业，就不需要犹豫。

要求的越少，离真理越近

青海草原、戈壁荒漠、深山沟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样有一批活泼的年轻人，为中国核工业事业开疆拓土、留下伟业。

他们是核九院的奠基者，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能够调配的“最强大脑”。

朱光亚、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们，那时正当年。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是国家的一声号召，他们便义无反顾：“搞个大炮仗，让祖国真正站起来！”

这一代人，从科学家到管理者到技术工人，每个人都如同一个反应堆，放射出前所未有的能量，照彻了历史的时空。

83岁的胡干达老人仍然耳聪目明反应敏锐。在中物院，他当了近30年的办公室主任，贴身服务过这些“两弹元勋”。

网上有人说，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如果把搞原子弹的钱都拿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不会有饥荒了吧？

老人说，实际上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