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病理报告的陈晓夏迫使自己从最低落的情绪里拉出来，他开始求助各种医疗信息，也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
“术后拿到病理报告我也看不懂，他们也不说。后来我一点一点在网上查，或者去看医生时问大夫。很多大夫不讲。我见了不同的大夫，套了不同的话，才慢慢知道我的病是什么程度。
有一篇科普文描述，三阴性是高射炮的伤害程度。我第一次查到时，心里很沉重，觉得怎么运气这么不好。但我刚开始就没心没肺的，所以比较乐观。”
术后半个月，王晨岑在父亲的陪同下去拆绷带。医生的办公室里有一面镜子，很多患者没有勇气看。她鼓起勇气要看。医生说，你挺勇敢的。
“打开纱带看到自己身体的时候，我吓到了。我见过乳腺癌患者切除乳房的照片，就是没有乳头，有两道疤，像男人。
男人的身体还是完整的。但我是，身体被挖了很大一个洞。伤口极丑无比！腋下脂肪全部被取走了，腋窝和肋骨之间有个极大的坑，绷带把肌肉挤变了形。伤口上还有一排15公分长的钉子，像订书钉一样，啪啪啪一排。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我的身体丑陋无比，简直无法形容。我当时丑哭了！丑哭了！我把自己都吓哭了。我想，完了，如果以后身体变成这样怎么办。
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哭。但过了几天，心情平复后，我很快想通了。
我知道脂肪是可以流动的，以前我可以把自己的A罩杯拨成C罩杯，我想我也能把腋下这块肉填起来，事实证明确实会好起来。”
当她开始面对自己身体的缺失时，问陈晓夏和爸妈，想不想看伤口。陈晓夏看了。但王晨岑的父母不敢看。再过了十天，当医生用起钉器给她拆钉子，她已经可以用手机拍摄这一过程了。

陈晓夏（右）陪着王晨岑看病 澎湃新闻记者 张维 图

把镜头对准妻子

护士石蕾是王晨岑住院期间的护士。她在乳腺肿瘤科工作了15年，这里每周有60台左右的乳房切除手术在发生。
石蕾每天都跟病人聊天，经常有病人向她倾诉：“哎呀，我乳房没有了，我跟老公夫妻关系怎么办？伤疤会不会不好看？化疗会不会有效？大概多长时间可以确诊？早期中期晚期？……”
但在石蕾印象中，王晨岑夫妇“挺向上，懂得去放松自己”。他们每天都会戴着耳机，听音乐。
27岁时，陈晓夏曾签下生死状，作为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冰盖队队员和央视随队记者，代表人类首次到达南极冰盖最高点。
在南极，他认为自己首先是队员，活下去，承担科考任务。那时，一位队友出现高原反应，他作为记者，必须记录，但同时他们又是生死兄弟，陈晓夏一边大哭，一边拍队友被送上飞机的过程。
现在，他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妻子。
“我既是她的先生，也是陪伴她对抗癌症的人。但我不能用专业相机拍，她说，有人用相机把病人拍的很好看，我说是啊，但我还做不到。拿专业相机好像这是一个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而手机拍摄更生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