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人到中年(30-60岁)
关于家庭
一天耳边响几十遍“妈妈”,如何安心科研?
多年来,罗义几乎一直是两点一线式的工作和生活,用她的话说,“不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在去办公室的路上”。
这并非她主动选择的结果。
罗义很羡慕同龄的男同事,因为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可以把家当成办公室,她却不行,尽管丈夫很支持她——“家里不也有书房吗?”
罗义听男同事说,男同事进书房后,老婆孩子进房前都要先敲门。而罗义进了书房,却仍免不了受儿子的“蹂躏”,“一天几十遍的‘妈妈、妈妈’在我耳边响,哪能安心工作?感情上也没法忽略他的存在。”她说。
高利有时也会为之苦恼,在怀孕或哺乳期,女性会分很多精力在小孩身上,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也发现,孩子的班主任似乎更愿意和妈妈沟通,一些相应的作业处理、兴趣班接送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妈妈头上。
说到底,这是如何平衡科研工作和家庭的问题。正如高利所说,在家里,她总想在妻子、母亲、孩子角色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在单位,她又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学生、做好工作及分内的事情。为了兼顾研究、学生和孩子,有时她“要把自己掰成三瓣”。
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面对取舍,高利的选择通常是“家庭先退后”。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她说,尤其像她们研究农作物病害的,必须要遵循作物田间生长周期,播种前,要先布置好试验设计;播种后,要根据病害发生规律;在其特定生长阶段,调查其病害发生程度。而调查病害,又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高利要奔向全国各地采集样品,那是她一年最忙的时候。
相应地,家庭就顾不上了。她略带玩笑似的说,“很羡慕那些学计算机的,带着电脑在哪儿都可以工作!”可是,她所在的领域,不下地,就发现不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生产问题。
高利也因此常常在实验室和家里两个地方来回串。
有一次,高利对孩子说,“你也不提前和我联系下,万一我不在实验室呢?”
孩子撒娇似的白了她一眼:“至今还没发现过‘万一不在’的情况。”
关于性别
不曾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对工作降低要求
这些矛盾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即她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科学家,或一些缠身的家庭事务,而降低对自己在科研产出上的要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教授杜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无论是在求学读书的时候,还是现在工作了,我都不曾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对工作降低要求。”因为她知道,不论是在能力上,还是智力上,男性女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能够完成的工作任务也可以是一样的。
杜兰所在的研究领域,恰恰就是男性居多的雷达工程。
她师从雷达方面的权威保铮院士,所研究的是一个交叉方向,不仅涉及雷达相关专业的积累,更需要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新知识。真正尝试过之后,不少人发现,理论与工程应用的结合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比如,科研工作者需要根据雷达的具体型号,与其他单位展开合作。有些外场的条件艰苦,其实并不适合女性参加。杜兰却从不觉得“在工作上,男女有什么不一样”。
一天耳边响几十遍“妈妈”,如何安心科研?
多年来,罗义几乎一直是两点一线式的工作和生活,用她的话说,“不在回家的路上,就是在去办公室的路上”。
这并非她主动选择的结果。
罗义很羡慕同龄的男同事,因为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可以把家当成办公室,她却不行,尽管丈夫很支持她——“家里不也有书房吗?”
罗义听男同事说,男同事进书房后,老婆孩子进房前都要先敲门。而罗义进了书房,却仍免不了受儿子的“蹂躏”,“一天几十遍的‘妈妈、妈妈’在我耳边响,哪能安心工作?感情上也没法忽略他的存在。”她说。
高利有时也会为之苦恼,在怀孕或哺乳期,女性会分很多精力在小孩身上,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她也发现,孩子的班主任似乎更愿意和妈妈沟通,一些相应的作业处理、兴趣班接送工作,自然也就落到了妈妈头上。
说到底,这是如何平衡科研工作和家庭的问题。正如高利所说,在家里,她总想在妻子、母亲、孩子角色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在单位,她又有责任和义务指导学生、做好工作及分内的事情。为了兼顾研究、学生和孩子,有时她“要把自己掰成三瓣”。
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面对取舍,高利的选择通常是“家庭先退后”。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她说,尤其像她们研究农作物病害的,必须要遵循作物田间生长周期,播种前,要先布置好试验设计;播种后,要根据病害发生规律;在其特定生长阶段,调查其病害发生程度。而调查病害,又是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彼时,高利要奔向全国各地采集样品,那是她一年最忙的时候。
相应地,家庭就顾不上了。她略带玩笑似的说,“很羡慕那些学计算机的,带着电脑在哪儿都可以工作!”可是,她所在的领域,不下地,就发现不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生产问题。
高利也因此常常在实验室和家里两个地方来回串。
有一次,高利对孩子说,“你也不提前和我联系下,万一我不在实验室呢?”
孩子撒娇似的白了她一眼:“至今还没发现过‘万一不在’的情况。”
关于性别
不曾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对工作降低要求
这些矛盾的产生,有一个前提,即她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科学家,或一些缠身的家庭事务,而降低对自己在科研产出上的要求。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雷达信号处理重点实验室教授杜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无论是在求学读书的时候,还是现在工作了,我都不曾因为自己是女性就对工作降低要求。”因为她知道,不论是在能力上,还是智力上,男性女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所能够完成的工作任务也可以是一样的。
杜兰所在的研究领域,恰恰就是男性居多的雷达工程。
她师从雷达方面的权威保铮院士,所研究的是一个交叉方向,不仅涉及雷达相关专业的积累,更需要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模式识别等新知识。真正尝试过之后,不少人发现,理论与工程应用的结合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比如,科研工作者需要根据雷达的具体型号,与其他单位展开合作。有些外场的条件艰苦,其实并不适合女性参加。杜兰却从不觉得“在工作上,男女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