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人到中年（30-60岁）
媒人邓孟兴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 “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强大。在豫东的孟庄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传宗接代，惟此为大呀！”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
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饥不守道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邓孟兴说，春节前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门口能同时停着四五辆车，车里满满地坐着四五位后生，都排着队，等着和女孩见面。
姑娘每天的时段已经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来，就坐在家里等着不同的媒婆按着时间段带着他们手里的男孩上门来。遇到姑娘觉得条件不错、顺眼的男孩，她会多聊几句，留个QQ号，加个微信。看不上的，冷场几分钟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离开。
邓孟兴说，往往是他领着的这几个男孩还没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催促，该人家的时间了。
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男孩并不新鲜。邓孟兴印象中，有一个女孩一个春节就见了100多个男孩。
“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总算百里挑一定下一个。可没想到，不多久，两人就吹了。来年的春节，大家听说这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这一回，又见了90多人。”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生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每人收费5000元。”
在皖南一个村庄，记者听说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贫穷，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眼看按常规结婚无望，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以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历代的村规民约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宣金学、向楠参与了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作者：主笔 刘世昕 何林璘 杨海 兰天鸣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 “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强大。在豫东的孟庄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传宗接代，惟此为大呀！”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
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饥不守道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邓孟兴说，春节前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门口能同时停着四五辆车，车里满满地坐着四五位后生，都排着队，等着和女孩见面。
姑娘每天的时段已经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来，就坐在家里等着不同的媒婆按着时间段带着他们手里的男孩上门来。遇到姑娘觉得条件不错、顺眼的男孩，她会多聊几句，留个QQ号，加个微信。看不上的，冷场几分钟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离开。
邓孟兴说，往往是他领着的这几个男孩还没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催促，该人家的时间了。
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男孩并不新鲜。邓孟兴印象中，有一个女孩一个春节就见了100多个男孩。
“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总算百里挑一定下一个。可没想到，不多久，两人就吹了。来年的春节，大家听说这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这一回，又见了90多人。”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生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每人收费5000元。”
在皖南一个村庄，记者听说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贫穷，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眼看按常规结婚无望，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以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历代的村规民约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宣金学、向楠参与了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作者：主笔 刘世昕 何林璘 杨海 兰天鸣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