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如果宏观决策不反思，是很难做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谈到的是宏观决策的问题，对于学校层面你有什么看法？
叶澜：作为教育的主体，学校在整个基础教育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对学生的发展最直接、最真实的教育行为主要发生在学校。就像前面提到的，现在学校教育面临很多问题，经常受到家长的诟病。我认为，学校教育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以“成事”替代了“成人”。
在学校里随处可见教师为事务而操劳，关注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显性成果，忽视、淡漠的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即使在改革开放已40年的今天，依然存在着教育者心目中有教书无育人、有知识无生命，不真正把学生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来看待的问题。
这种对个体特殊性以及个体生存方式的忽视，造成了课堂的根本缺陷：把丰富复杂、变动不居的教学过程简化为知识传递的活动，把它从整体的生命活动中抽象、隔离出来，导致课堂教学缺乏生气与乐趣，变得机械、沉闷和程式化，失去对智慧的挑战和好奇心的刺激，师生的生命力在课堂中得不到充分发挥，精神生活趋于“沙漠化”。
中国从来不缺聪明、有潜质、可成为尖端人才之人，缺的是把潜质变成现实的发展。教育在实际上常常只是训练的过程，老师讲、学生被动听和记，缺乏思维的活跃和课堂生活的积极体验。日积月累，往往使本来具有生命能动性的人异化为被动机械的“物”。学生如此，教师同样如此，生命异化为满足教育之外目的的工具，教育也异化为没有生命关怀、没有创造活力、缺乏精神追求的事务。
“不能把教育改革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高考改革上”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问题谈论了很多年，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提倡素质教育。但有种观点认为，只要现行的高考制度不改革，基础教育就无法摆脱当前的怪圈。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叶澜：我觉得，不能把基础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托到高考改革上。我对长期以来批评“高考指挥棒”也有自己的看法，好像把基础教育的一切问题，一股脑儿归结为由“高考指挥棒”造成，就能解释一切或很快改变。这种判断的实质是想用管住“出口”的方式，来改变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出口”的控制和“过程”的开展是两件事，不能相互替代。
高考的改革，不管是选拔式的还是鉴定式的，总归要通过测试。你不能把教师应承担的教育改革的责任，都交到改革高考方式、方法上。承担高考改革与承担中小学教育改革是两个不同的主体群，尽管这两件事相关，但它们各自承担的责任不能替代。
影响教育全过程的因素很多很多，绝对不只是高考出什么试题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们可能抓错了源头。孩子从小到大要长十几年，孩子进小学的时候离高考还遥远。如果我们强调高考改革了才能改革基础教育，这种说法会带来什么呢？中小学教师、校长可以说：你高考还没改好，我改革了会对不上你的高考，所以我没办法改革！其后果是中小学教育责任的承担者，可以对一个漫长的教育积累变化过程不着力去研究和承担责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也为不改革找到了很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