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呵护下一代
回不去的学校
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说，“王明在事实上承担了童工中介的角色，但并没有从中获利。他还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4名孩子中，韦军胜和黎一隆是初一辍学，杨俊鹏初二辍学，他们普遍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中国的儿童基本在6至7周岁入学，初中毕业时的年龄为15至16周岁，也就是说，至少要到初中毕业，才能到达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
而初中的高辍学率是童工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布了关于检查“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初中辍学率较高，有的地区超过10％。
真实情况要更为严重，隐性辍学的比例要远大于此。早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就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该研究中心小组成员，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认为，农村初中辍学情况在这两年来并未好转。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每年贫困地区都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他们成为童工的重要来源。
如何让学习差的初中生留校读书，并有可预期的升学空间，是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水平成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的技能人才总量仅占从业人员的五分之一，市场缺口巨大。而当前，中西部地区的中职教育状况却颇为令人担忧。
以这4名童工的老家贵州为例。从2013年开始，贵州省开始推行教育“9+3”计划（即巩固提高9年义务教育和实行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即从该年秋季起，免除省内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学费，60％以上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
刘杰飞本是这一计划的获利者，他在初中毕业后，父母将他送到了贵阳的汽修学校读中专，但仅仅在一个学期后，还是辍学了。
因为从小没有职业培训基础，刘杰飞的动手能力很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很小，条件还不如初中，很多学生才分到一台破车来修。”他将一年的生活费都花在了这所中专校内的网吧里。他听说该校毕业的学生就在当地汽修厂自谋职业，薪酬也很低，刘杰飞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辍学出外打工了。
在刘杰飞就读中职学校的2015年，贵州省中职招生的考核指标是33万人，但实际招生总人数仅为23.8万人。
贵州省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为30比1，远低于国家标准的20比1，每个学生人均仪器设备值215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全国排名第30位。
由于各级财政财力有限，贵州省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资金多半是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垫资、资产置换等方式解决，职业院校基本上是举债发展，并且学校布局过于分散，办学规模小，平均每校仅有1300人。2012 年，贵州省有中职学校 229 所，2年后，就减少了20所。
11月25日下午，四个孩子被安排在常熟市区游玩，这是他们来到这个城市9个月后，第一次离开作坊和宿舍，走进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完成最后的劳动强度鉴定后，他们即将返乡。
常熟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作坊对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收益，只有行政负担。我们此前也考虑要关停取缔，但基于缺乏法律依据，并且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比较为难。这次童工事件，可能会成为取缔小作坊的一个契机。常熟市已经展开了为期15天的童工严密排查，视频里中介说的6000人，目前还在排查中，只发现视频里的小熊一名童工。”
在面对镜头或者记者采访时，这四个孩子均表示要回学校继续读书，但常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请了心理咨询师给他们一对一谈心，咨询师的心理鉴定是这些孩子根本是不想上学的。”
当记者问起韦军胜将来的打算，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我想起来了，在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爸说让我去学理发，可能学理发会好一点。”刘杰飞想学电脑，但“不知道学不学得来”。
小文事后给老韩发短信说他已经准备复学了，而小熊已不再回他短信。
（为保护未成年人并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韦军胜、黎一隆、刘杰飞、杨俊鹏、冯健、王明、老韩均为化名。）
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说，“王明在事实上承担了童工中介的角色，但并没有从中获利。他还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
这4名孩子中，韦军胜和黎一隆是初一辍学，杨俊鹏初二辍学，他们普遍认为“读书没什么用”。
中国的儿童基本在6至7周岁入学，初中毕业时的年龄为15至16周岁，也就是说，至少要到初中毕业，才能到达法律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
而初中的高辍学率是童工层出不穷的主要原因。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发布了关于检查“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初中辍学率较高，有的地区超过10％。
真实情况要更为严重，隐性辍学的比例要远大于此。早在2009年和2010年期间，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就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一届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该研究中心小组成员，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认为，农村初中辍学情况在这两年来并未好转。按2009年农村初中学生2000万名、国家级贫困县学生数占全国学生总数七分之一来计算，每年贫困地区都有70万名左右的初中生辍学，他们成为童工的重要来源。
如何让学习差的初中生留校读书，并有可预期的升学空间，是解决童工问题的关键，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水平成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中国的技能人才总量仅占从业人员的五分之一，市场缺口巨大。而当前，中西部地区的中职教育状况却颇为令人担忧。
以这4名童工的老家贵州为例。从2013年开始，贵州省开始推行教育“9+3”计划（即巩固提高9年义务教育和实行3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即从该年秋季起，免除省内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学费，60％以上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
刘杰飞本是这一计划的获利者，他在初中毕业后，父母将他送到了贵阳的汽修学校读中专，但仅仅在一个学期后，还是辍学了。
因为从小没有职业培训基础，刘杰飞的动手能力很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很小，条件还不如初中，很多学生才分到一台破车来修。”他将一年的生活费都花在了这所中专校内的网吧里。他听说该校毕业的学生就在当地汽修厂自谋职业，薪酬也很低，刘杰飞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辍学出外打工了。
在刘杰飞就读中职学校的2015年，贵州省中职招生的考核指标是33万人，但实际招生总人数仅为23.8万人。
贵州省中等职业教育生师比为30比1，远低于国家标准的20比1，每个学生人均仪器设备值2150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全国排名第30位。
由于各级财政财力有限，贵州省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资金多半是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垫资、资产置换等方式解决，职业院校基本上是举债发展，并且学校布局过于分散，办学规模小，平均每校仅有1300人。2012 年，贵州省有中职学校 229 所，2年后，就减少了20所。
11月25日下午，四个孩子被安排在常熟市区游玩，这是他们来到这个城市9个月后，第一次离开作坊和宿舍，走进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完成最后的劳动强度鉴定后，他们即将返乡。
常熟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小作坊对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收益，只有行政负担。我们此前也考虑要关停取缔，但基于缺乏法律依据，并且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员，比较为难。这次童工事件，可能会成为取缔小作坊的一个契机。常熟市已经展开了为期15天的童工严密排查，视频里中介说的6000人，目前还在排查中，只发现视频里的小熊一名童工。”
在面对镜头或者记者采访时，这四个孩子均表示要回学校继续读书，但常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请了心理咨询师给他们一对一谈心，咨询师的心理鉴定是这些孩子根本是不想上学的。”
当记者问起韦军胜将来的打算，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我想起来了，在我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爸说让我去学理发，可能学理发会好一点。”刘杰飞想学电脑，但“不知道学不学得来”。
小文事后给老韩发短信说他已经准备复学了，而小熊已不再回他短信。
（为保护未成年人并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韦军胜、黎一隆、刘杰飞、杨俊鹏、冯健、王明、老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