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呵护下一代
童工多集中在服装加工行业
从已公开的案件看，童工较集中出现在服装加工、建筑、煤矿、烟花制造、餐饮和娱乐服务等领域，其中服装加工行业最为集中。
在体力要求较低，细心和耐心要求高的服装行业，童工的生产率并不低于成人，而报酬却低很多，加上童工普遍更温顺，更利于管控。
而常熟市是全国服装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目前常熟有36万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年产值和市场交易额双双超过1200亿元，有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也是中国最富裕的五个县级市之一。
雇佣童工现象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作坊中也有类似本地学徒的未成年人，当时法律不健全，观念也没有跟上。后来社会进步，产业升级，童工现象少了很多，而且劳动力又充足又廉价，没必要雇佣童工。”常熟市虞山镇劳动保障所所长支惠良长年与小作坊打交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是近些年，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紧，这种现象又出现了。”
在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人，呈现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年缩水，用人工资不断增加。不断抬升的人力成本使得制造业不断寻找新的工价洼地。冯健到2000公里之外的贵州农村招工，他开出的2500元薪水，相较于贵州当地的工资水平，已让村民们和家长觉得满意。
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小作坊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市场招工，要么自己找人，要么倚赖中介。“已经被捕的冯健认为，比起中介介绍，老乡、邻居彼此知根知底，更可以信任。而中介带来的人不仅要缴纳中介费，而且常常有逃跑的风险。”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劳务中介也水涨船高，在常熟，通过中介招工，一个人的中介费就要2000到3000元。对于黑中介而言，只按照人头数算钱，所以在成年人中夹带童工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在作坊中见到那些超过16岁的工人，其实他们刚来时都是童工。”老韩说：“而且很少成年人愿意去小作坊工作，只剩下年纪小的人。”
早在2002年，中国就出台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禁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但不论是企业使用童工还是中介非法介绍童工就业，劳动部门查处起来都颇为困难。
“小作坊主肯定是清楚法律规则，但是因为童工年纪还小，在老板或者家长的诱导下谎报年龄，他们一般说自己成年了，只不过是没领身份证，因为贫困地区不领身份证的人也常见，或者冒用长相相似的亲属身份证。”长期与务工企业打交道的支惠良介绍说，他们的执法难度很大。在已破获案件中以举报最多，大多是因为同行老板相互揭发，或者是童工领不到工资前来报案。
自2012年以来，常熟市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共处罚金300多万元。根据公开的新闻索引，在2012年5月与2015年7月，常熟市有两起正规企业也查出雇佣童工现象，线源均是来自举报。
而黑作坊同样难以发现查处。它们化整为零地隐蔽在民宅中，不纳税，不缴纳“五险一金”，利润颇为可观。以老韩所在的那间小作坊为例，生产一件上衣的利润在5到6元之间，每天他们要加工720件上衣，老板一天的收益额就至少有3000多元。
打工的动因
冯健和王明被抓的消息传到十二茅坡，村民们都很惊讶。一些老乡在QQ上问刚满16岁的刘杰飞，“不读书了不能打工吗”？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十二茅坡，位于贵州省中西部腹地，辖区面积虽有3.8平方公里，但多是山地，耕地面积仅有1300亩，该辖区有人口1379人，人均不足一亩地。主要经济作物有中药材、茶叶、烟叶、葡萄等，2014年，该村的人均年生产总值为6500元，这与一个在发达地区地打工者的月薪差不多。
韦军胜是4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手机的人，也是唯一能够记住父亲电话号码的。他的手指粗糙，指甲很长，指甲缝都是黑的，还夹着几丝棉絮。9个月来，这双手至少翻过了30万条裤子——他的工作是将裤腿翻面，并贴上棉片。现在，他安静地坐在宾馆的床边，双手夹在膝盖间，一时沉默不语。
他并非家里的第一个童工，他的姐姐就在15岁时外出打工，姐弟俩从此失去了联系。“她一会跑一处，谁知道她。”韦军胜说。据《中国青年报》对十二茅坡的报道，韦军胜的家门口就是学校，但他在初一的时候就辍学了，家里一度困难到“吃不上盐”。
问及父母的工作时，韦军胜转过身，不愿谈论。过了好一阵才说：“他们什么都没做，就是在家守着我奶奶。”事实上，韦军胜的母亲在他离开前几年就因无法忍受贫困而离开了家。韦军胜的爷爷背部长着一个碗口大的肿瘤，仍然要下地务农。2016年，他奶奶的病情突然加重，已无法讲话与行动，韦军胜的父亲只好放弃打工，回家照顾老人。韦军胜出来打工，也是为了挣钱养家。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村14至18岁之间外出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
黎一隆的家庭状况也类似。他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读初三的姐姐，和两个妹妹。往年，母亲务农兼顾照料孩子，全家就依靠父亲在外打工生活。因为两个妹妹经常生病，加上建房子的欠款，家里始终背着一万多元的外债。他的家里没有什么家用电器，也很少有肉吃。所以在常熟的生活，他基本是满意的。他跟母亲通话时，也总说：“老板对我很好，吃得还可以。”
冯健在十二茅坡招工时，只告诉了招工对象每月的工资和发放方式。而具体工作内容、时长，休息安排，吃住条件等等一字不提，村民们也没有多问。黎家父母和其他家长一样，没有与冯健有任何书面合同，他们甚至不知道冯健的姓名。黎一隆的母亲能够想到的沟通方式，就是送给冯健一篮花生，这是家里最像样的礼物。
刘杰飞的家庭情况好很多。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收入并不少，家庭也负担不重。所以他领到第一笔工资时，并没有特别欣喜，“都没有压岁钱多。我只是不想待在村里。”
在“贵州省万村千乡网页工程”的网站上，记载着该村3位致富农民的事迹，他们都有早年外出打工的经历。
韦军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前，就很羡慕那些出来打工的人，他们穿得很有派头，还说出来没人管，很好玩。”
老韩在云南文山采访时，遇到准备外出打工的少年小文。小文之所以想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挣钱养家，而仅是想和同村的打工者一样“有一个很厉害的发型”。这对老韩的冲击很大，“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新鲜事物迅速地介入了那些原本单纯闭塞的山区生活，当地村民面对很大的冲击和诱惑，他们也希望获得这些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在那种小作坊的环境里，打工者都会买高档的笔记本电脑，用来游戏和娱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老韩原计划去云南文山采访童工小熊的家，却扑了个空。小熊的邻居告诉他，小熊一家四口人全部在外打工，生活条件一直不差，“他想要出去，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离家人更近一点。”
从已公开的案件看，童工较集中出现在服装加工、建筑、煤矿、烟花制造、餐饮和娱乐服务等领域，其中服装加工行业最为集中。
在体力要求较低，细心和耐心要求高的服装行业，童工的生产率并不低于成人，而报酬却低很多，加上童工普遍更温顺，更利于管控。
而常熟市是全国服装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目前常熟有36万服装行业从业人员，年产值和市场交易额双双超过1200亿元，有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也是中国最富裕的五个县级市之一。
雇佣童工现象在这里也不是“新鲜事”。“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作坊中也有类似本地学徒的未成年人，当时法律不健全，观念也没有跟上。后来社会进步，产业升级，童工现象少了很多，而且劳动力又充足又廉价，没必要雇佣童工。”常熟市虞山镇劳动保障所所长支惠良长年与小作坊打交道，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是近些年，劳动力市场越来越紧，这种现象又出现了。”
在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由2012年的9.37亿降至9.11亿人，呈现连续4年绝对值下降，人口红利正在逐年缩水，用人工资不断增加。不断抬升的人力成本使得制造业不断寻找新的工价洼地。冯健到2000公里之外的贵州农村招工，他开出的2500元薪水，相较于贵州当地的工资水平，已让村民们和家长觉得满意。
因为没有营业执照，小作坊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市场招工，要么自己找人，要么倚赖中介。“已经被捕的冯健认为，比起中介介绍，老乡、邻居彼此知根知底，更可以信任。而中介带来的人不仅要缴纳中介费，而且常常有逃跑的风险。”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劳务中介也水涨船高，在常熟，通过中介招工，一个人的中介费就要2000到3000元。对于黑中介而言，只按照人头数算钱，所以在成年人中夹带童工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在作坊中见到那些超过16岁的工人，其实他们刚来时都是童工。”老韩说：“而且很少成年人愿意去小作坊工作，只剩下年纪小的人。”
早在2002年，中国就出台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禁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但不论是企业使用童工还是中介非法介绍童工就业，劳动部门查处起来都颇为困难。
“小作坊主肯定是清楚法律规则，但是因为童工年纪还小，在老板或者家长的诱导下谎报年龄，他们一般说自己成年了，只不过是没领身份证，因为贫困地区不领身份证的人也常见，或者冒用长相相似的亲属身份证。”长期与务工企业打交道的支惠良介绍说，他们的执法难度很大。在已破获案件中以举报最多，大多是因为同行老板相互揭发，或者是童工领不到工资前来报案。
自2012年以来，常熟市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共处罚金300多万元。根据公开的新闻索引，在2012年5月与2015年7月，常熟市有两起正规企业也查出雇佣童工现象，线源均是来自举报。
而黑作坊同样难以发现查处。它们化整为零地隐蔽在民宅中，不纳税，不缴纳“五险一金”，利润颇为可观。以老韩所在的那间小作坊为例，生产一件上衣的利润在5到6元之间，每天他们要加工720件上衣，老板一天的收益额就至少有3000多元。
打工的动因
冯健和王明被抓的消息传到十二茅坡，村民们都很惊讶。一些老乡在QQ上问刚满16岁的刘杰飞，“不读书了不能打工吗”？
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十二茅坡，位于贵州省中西部腹地，辖区面积虽有3.8平方公里，但多是山地，耕地面积仅有1300亩，该辖区有人口1379人，人均不足一亩地。主要经济作物有中药材、茶叶、烟叶、葡萄等，2014年，该村的人均年生产总值为6500元，这与一个在发达地区地打工者的月薪差不多。
韦军胜是4个孩子中唯一没有手机的人，也是唯一能够记住父亲电话号码的。他的手指粗糙，指甲很长，指甲缝都是黑的，还夹着几丝棉絮。9个月来，这双手至少翻过了30万条裤子——他的工作是将裤腿翻面，并贴上棉片。现在，他安静地坐在宾馆的床边，双手夹在膝盖间，一时沉默不语。
他并非家里的第一个童工，他的姐姐就在15岁时外出打工，姐弟俩从此失去了联系。“她一会跑一处，谁知道她。”韦军胜说。据《中国青年报》对十二茅坡的报道，韦军胜的家门口就是学校，但他在初一的时候就辍学了，家里一度困难到“吃不上盐”。
问及父母的工作时，韦军胜转过身，不愿谈论。过了好一阵才说：“他们什么都没做，就是在家守着我奶奶。”事实上，韦军胜的母亲在他离开前几年就因无法忍受贫困而离开了家。韦军胜的爷爷背部长着一个碗口大的肿瘤，仍然要下地务农。2016年，他奶奶的病情突然加重，已无法讲话与行动，韦军胜的父亲只好放弃打工，回家照顾老人。韦军胜出来打工，也是为了挣钱养家。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该村14至18岁之间外出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
黎一隆的家庭状况也类似。他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读初三的姐姐，和两个妹妹。往年，母亲务农兼顾照料孩子，全家就依靠父亲在外打工生活。因为两个妹妹经常生病，加上建房子的欠款，家里始终背着一万多元的外债。他的家里没有什么家用电器，也很少有肉吃。所以在常熟的生活，他基本是满意的。他跟母亲通话时，也总说：“老板对我很好，吃得还可以。”
冯健在十二茅坡招工时，只告诉了招工对象每月的工资和发放方式。而具体工作内容、时长，休息安排，吃住条件等等一字不提，村民们也没有多问。黎家父母和其他家长一样，没有与冯健有任何书面合同，他们甚至不知道冯健的姓名。黎一隆的母亲能够想到的沟通方式，就是送给冯健一篮花生，这是家里最像样的礼物。
刘杰飞的家庭情况好很多。他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收入并不少，家庭也负担不重。所以他领到第一笔工资时，并没有特别欣喜，“都没有压岁钱多。我只是不想待在村里。”
在“贵州省万村千乡网页工程”的网站上，记载着该村3位致富农民的事迹，他们都有早年外出打工的经历。
韦军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以前，就很羡慕那些出来打工的人，他们穿得很有派头，还说出来没人管，很好玩。”
老韩在云南文山采访时，遇到准备外出打工的少年小文。小文之所以想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挣钱养家，而仅是想和同村的打工者一样“有一个很厉害的发型”。这对老韩的冲击很大，“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新鲜事物迅速地介入了那些原本单纯闭塞的山区生活，当地村民面对很大的冲击和诱惑，他们也希望获得这些城市的生活方式。比如，在那种小作坊的环境里，打工者都会买高档的笔记本电脑，用来游戏和娱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老韩原计划去云南文山采访童工小熊的家，却扑了个空。小熊的邻居告诉他，小熊一家四口人全部在外打工，生活条件一直不差，“他想要出去，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离家人更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