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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3_02/26/22496249_0.shtml
来源：新华报业网 作者：邱萧芜 于松
50岁的李先福站在团凤村小学废弃的校舍前若有所思，这里如今安顿着10名“五保户”。李先福不清楚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几年，正在为日后的养老发愁。
2月18日，59岁的谢国万与刚动过手术的64岁老伴。迫于生计，谢国万已决定再次外出打工。
53岁的扈立坤决定继续远赴福建打工，并希望能多干几年，多赚积蓄养老。
63岁的向可平为了每天能多赚30元，远赴东北打工，在冻寒中“卖苦力”。
新华报业网讯 2月17日(正月初八)，农民工返城高峰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再次来到全国第一劳务大县重庆开县。
这已是记者连续第五年走进开县的典型打工村团凤村，体验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变迁。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人口165万，常年外出务工者达55万人。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
今年，本报将目光聚焦在50岁以上的“高龄”与“超龄”农民工(基本涵盖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关注这一3600万人群体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
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19人中只有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赡养。新农保缴费标准共分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次。
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接受采访时表示，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困局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养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
据袁万祥介绍，2008年国家几个部委来开县调研农民工问题时，开县就曾提出，农民工福利短缺，日后养老问题严峻。不过，开县目前还没有对50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监测与抽样调查，当然也就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今年开县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59岁的谢国万蹲坐在家门口，嘴里念叨着“我老了，没用了”，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再次南下广州的建筑工地。
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
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
自2009年始，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
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然而，“卖苦力”终会有枯竭的一天，谢国万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多久，1小时的采访中，他长叹了5次，不停地吐着烟圈。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
[b]一个人的22年打工生涯[/b]
从最初月薪300元到现在日薪100元，谢国万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4年前接受采访时，行动敏捷看不出是55岁的人，如今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落了大半。
早在1980年代，团凤村的村民们就掀起了南下广东的打工浪潮。
谢国万是1990年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海南省，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工资300元/月。
1995年，谢国万离开了海南岛，跟着老乡来到深圳，还是做普工卖苦力，包住不包吃，月薪涨到了1000元/月。
10多年来，谢国万一直扎根广东，打工收入上升缓慢，直到2010年才迎来一波“大涨”：工资涨到了80元/天，包吃住，有时一个月干40个工(算上加班)，月赚3200元；前两年更是涨到了100元/天，加班则是150元/天。谢国万说，银行户头里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
2009年正月十四，早报记者在团凤村村口第一次见到了谢国万，当时他55岁，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戴一灰色“前进帽”，与早报记者打招呼时，“嗖”的一下就从老乡的摩托车上跳了下来。
但4年后，谢国万看上去衰老了许多。他佝偻着腰，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也因2012年的一场脓疮脱落大半；岁月的痕迹印在了他的面额，笑起来皱纹紧缩，犹如一个核桃。
22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压垮了他的身体，只有在与人握手时，他的手掌传递出“还有干活的力气”。
谢国万不服老。“我干体力活现在还撑得住。”他抡了抡臂膀说，“你看，我的体格还过得去。”他很在意自己的“秃顶”，逢人就解释，“我的头发不是自然脱的，是去年生过一次病才这样的。”
一双黄胶鞋，一套耐脏的衣裤，谢国万这身行头，显示出他还是个可以随时“上阵干活”的人。谢国万说，已穿了5年的上衣是40元买的，穿了4年的裤子25元买的，脚下的黄胶鞋20元一双，一年至少要换3双，“建筑工地最耗鞋，去年就换了4双。”
不过，谢国万还是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并注意挑些轻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开县务工，但连续两年走访了开县数家建筑工地后，还是发现自己不适合返回家乡。原因只有一个：开县工程队配备的机器设备不全，需要拼真力气的活计太多。
在采访中，村里人提起谢国万就会露出同情的目光，称“59岁了还上工地，不是一般的苦”。但谢国万不以为意，并称，“我还不算最老的，身边的打工者中，与我年龄相仿的不下10人，60岁以上的都有好几个。”
第二天，在团凤村一处40米高的山坡上，记者碰到了扛着锄头的李家定。65岁的李家定去年在深圳的一建筑工地干杂活，月入3000元。他已决定今年继续南下广东“卖苦力”。
来源：新华报业网 作者：邱萧芜 于松
50岁的李先福站在团凤村小学废弃的校舍前若有所思，这里如今安顿着10名“五保户”。李先福不清楚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几年，正在为日后的养老发愁。
2月18日，59岁的谢国万与刚动过手术的64岁老伴。迫于生计，谢国万已决定再次外出打工。
53岁的扈立坤决定继续远赴福建打工，并希望能多干几年，多赚积蓄养老。
63岁的向可平为了每天能多赚30元，远赴东北打工，在冻寒中“卖苦力”。
新华报业网讯 2月17日(正月初八)，农民工返城高峰即将到来之际，记者再次来到全国第一劳务大县重庆开县。
这已是记者连续第五年走进开县的典型打工村团凤村，体验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变迁。开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人口165万，常年外出务工者达55万人。团凤村共有898户，3086人。
今年，本报将目光聚焦在50岁以上的“高龄”与“超龄”农民工(基本涵盖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关注这一3600万人群体的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即将到来的养老困局。
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小的50岁，最大的已65岁。19人中只有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赡养。新农保缴费标准共分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五个档次。
开县劳务办主任袁万祥接受采访时表示，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困局是一个社会问题。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养老困局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问题将会日益凸显，而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累积的问题，将在5年内集中爆发。
据袁万祥介绍，2008年国家几个部委来开县调研农民工问题时，开县就曾提出，农民工福利短缺，日后养老问题严峻。不过，开县目前还没有对50岁以上的农民工进行监测与抽样调查，当然也就没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今年开县或将就此展开监测调查。
59岁的谢国万蹲坐在家门口，嘴里念叨着“我老了，没用了”，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再次南下广州的建筑工地。
谢国万说，64岁的老伴身子不好，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家里的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
谢国万是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
自2009年始，记者已连续5年采访了谢国万，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
5年来，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就只剩下960元/年的养老金，1000元/年的低保，外加500元/年的土地收益(算上其爱人1000元/年的低保，两人一年的收入只有3500元)，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着咬牙再赚几年100元/天的苦力工资。
然而，“卖苦力”终会有枯竭的一天，谢国万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多久，1小时的采访中，他长叹了5次，不停地吐着烟圈。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
[b]一个人的22年打工生涯[/b]
从最初月薪300元到现在日薪100元，谢国万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4年前接受采访时，行动敏捷看不出是55岁的人，如今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落了大半。
早在1980年代，团凤村的村民们就掀起了南下广东的打工浪潮。
谢国万是1990年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站是海南省，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工资300元/月。
1995年，谢国万离开了海南岛，跟着老乡来到深圳，还是做普工卖苦力，包住不包吃，月薪涨到了1000元/月。
10多年来，谢国万一直扎根广东，打工收入上升缓慢，直到2010年才迎来一波“大涨”：工资涨到了80元/天，包吃住，有时一个月干40个工(算上加班)，月赚3200元；前两年更是涨到了100元/天，加班则是150元/天。谢国万说，银行户头里的积蓄“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
2009年正月十四，早报记者在团凤村村口第一次见到了谢国万，当时他55岁，穿着一件深色外套，头戴一灰色“前进帽”，与早报记者打招呼时，“嗖”的一下就从老乡的摩托车上跳了下来。
但4年后，谢国万看上去衰老了许多。他佝偻着腰，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也因2012年的一场脓疮脱落大半；岁月的痕迹印在了他的面额，笑起来皱纹紧缩，犹如一个核桃。
22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压垮了他的身体，只有在与人握手时，他的手掌传递出“还有干活的力气”。
谢国万不服老。“我干体力活现在还撑得住。”他抡了抡臂膀说，“你看，我的体格还过得去。”他很在意自己的“秃顶”，逢人就解释，“我的头发不是自然脱的，是去年生过一次病才这样的。”
一双黄胶鞋，一套耐脏的衣裤，谢国万这身行头，显示出他还是个可以随时“上阵干活”的人。谢国万说，已穿了5年的上衣是40元买的，穿了4年的裤子25元买的，脚下的黄胶鞋20元一双，一年至少要换3双，“建筑工地最耗鞋，去年就换了4双。”
不过，谢国万还是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并注意挑些轻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开县务工，但连续两年走访了开县数家建筑工地后，还是发现自己不适合返回家乡。原因只有一个：开县工程队配备的机器设备不全，需要拼真力气的活计太多。
在采访中，村里人提起谢国万就会露出同情的目光，称“59岁了还上工地，不是一般的苦”。但谢国万不以为意，并称，“我还不算最老的，身边的打工者中，与我年龄相仿的不下10人，60岁以上的都有好几个。”
第二天，在团凤村一处40米高的山坡上，记者碰到了扛着锄头的李家定。65岁的李家定去年在深圳的一建筑工地干杂活，月入3000元。他已决定今年继续南下广东“卖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