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北京时坐的是“大飞机”，儿子买的票。可只待了一年多，他就坐火车回了重庆。票是自个儿偷偷买的，26个小时的硬座，什么行李都没带。

他说自己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太冷了”。进小区要输密码，到了楼下又要输密码，他总是记不住那几个数字，经常在风中一站就是半小时。

“北京太贵了！一斤嫩黄瓜要快20元，一斤四季豆要12元！”孔老头伸手比划价格，摇了摇头，“不想给儿子添负担”。也有人悄悄说，孔老头和儿媳妇合不来。

相比儿子的豪宅，他似乎更习惯这里寒酸的高低铺，没有门禁，没有拘束，“想去哪儿耍就去哪儿耍”。

剩下的房客里只有周三儿曾有过家庭。他沉默寡言，什么话题都不搭腔，只是笑笑。他做事像慢动作录像片，别人抹把脸就能出门，他起码要半个钟头，洗脚要一个钟头，洗衣服简直像朝圣，要两个钟头。碰见他扫公厕的嫂子，王甘德才知道前妻甩掉他的理由：这男人做事太磨叽了，女人受不了。

罗棒棒则是自己甩掉了“姻缘”。他曾在村里趾高气昂，40多岁就盖起了砖瓦房。有中间人带着一个湖北女人来找他，想把女人嫁给他，只是要给4000元的“介绍费”。罗棒棒挥手轰走了她们。后来，女人嫁到邻村，生了两个娃，跑了。

回想曾近在咫尺的婚姻，罗棒棒神色黯然。“要是当时舍得出这点钱，就算人跑了，至少还能留下个娃娃啊！”

廖神头不后悔打光棍。19岁时，母亲让他娶一个驼背女人，他性子倔，死活不肯。在激烈的争吵中，他发了疯，被送去歌乐山精神病院，关了3年。病好了，出院后，他再没回过家。

他在全国各地流浪，夏天坐轮船，冬天坐火车，靠给乘务员干活免票。第一次去北京时，蓬头垢面的他被当成叫花子抓走，劳动了3个月。第二回去北京，他学乖了，花几块钱理了发，借了铁路职工的制服，混在熙攘的人群中。

至今他仍穿着和身份不相称的制服，一个邮差送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廖神头那样洒脱。在这间拥挤的宿舍里，多数老头还是向往过“爱情”——“找个心意相投的人作伴，平时能说说话，病了能相互照顾”。但这种向往不得不屈服于市场原则——萝卜配萝卜，白菜配白菜。

瞎子曾带回过两个“女朋友”。一个老太太双目失明，吃饭洗衣都靠他，瞎子左思右想，“不想倒还背包袱”。另一个身体健全，没两天就让他交出银行卡。两人都只住了半月就被送走。

覃荒儿曾从宿舍消失过一段时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一个拾荒的老太太，两人一起租了房。女方发现他一无所有后，人和铺盖都消失了。覃荒儿打电话过去，对方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他又背着被褥回到王甘德的宿舍。每晚，他等着电视机里的《雾都夜话》，节目用重庆话讲述着虚构的爱情故事。每当漫长的广告结束，节目开播，覃荒儿会大呼一声：“开始了开始了！”

这几年开始，几乎没人再提找老伴的事儿了。

人人都知道，以他们的年纪和条件，就像菜摊上越来越蔫的菜叶，“就算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了”。屏幕和现实里的故事毕竟是两码事儿。

覃荒儿算是宿舍里的“知识分子”。他念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有一副自己的老花镜。没事时，他会花一块钱买本薄薄的生肖书，坐在小板凳上凑近了看。

预测他会升官发财的段落，他一概跳过。“好事不准，孬事准得很。”他眯着眼笑笑说。那些预测他可能“被狗咬”“被车撞”的内容，他会逐字逐句地读。

为了对抗生活的风险，廖神头秉持一个最简单的原则：不攒钱。“今天死还是明天死都不晓得，攒下那么多钱，死了还不是归公。”

年轻时，当棒棒的岁月里，他就过着快活的日子，上午干活，下午逛电影院，一个子儿都不剩。如今，他每天扛着糖葫芦棒东逃西窜，但他觉得自己远不是最惨的。“当城管的也不容易，他们的面孔换得比我们还快。”

其他老人也是一样，能管饱肚子，生活就照过。收不到废品时，有人勾着腰在街边看人斗牌。回到宿舍，有人喜欢看讲家庭琐事的调解节目，有人喜欢看《山城棒棒军》，觉得里面演的简直就是自己。看腻了电视，有人用捡来的歌碟放草原歌曲，歌里轻轻唱着“春天来了”“回家吧”……

很少有人讨论最终的归宿。谁都知道，随着年衰力薄，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转去更低等的行业，要么彻底退出竞争市场，告别生活了数十年的城市，回到早已荒芜的田地里。

百货商场倒闭时，廖神头的同事“杆子棍”选择了后者。这个身子如鱼干般精瘦的男人，挑走铺盖时向所有人郑重宣布：“老子再也不回来了！”

宿舍里的老头们谈起他时，语气里透着嫉妒，“他享福去了”。大家知道，杆子棍和他们不一样，他在老家有房，有家人，有儿女。

廖神头没有这样的家乡。他承接了杆子棍的床位，铺上自己的被褥，将所有衣物堆上床头。他的糖葫芦稻草棒，静静地倚在客厅靠门的角落里，明天上面又将插满冰糖、巧克力和草莓味的山楂果，他希望日子越过越甜。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郭路瑶文并摄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4月04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