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声不仅出现在宿舍外，也出现在宿舍内。

有公司看到关于孔老头的报道后，寄来了生活用品。孔老头将高级鞋袜和心相印卫生纸平分给大家，将一大桶油和米搁在自己床下。

包裹里还有6床铺盖，孔老头满满当当塞进了床旁的架子上。有人不满，“刚好6床铺盖，应该平分呀！”孔老头不肯，坚称包裹上写的就是他的名字。

矛盾在孔老头发酒疯后彻底爆发。这个81岁的老人面色涨红，光着一只脚，坐在小方桌旁，一边往嘴里灌小米酒，一边念念叨叨：“屋外有强盗，屋里也有强盗！偷我的洗衣粉！偷我的牛奶！”

瞎子冲进屋里，从门后掏出塑料袋裹着的洗衣粉，声音嘶哑地朝孔老头吼回去，“老头，睁眼看看，这是你的洗衣粉吗？我穷得连洗衣粉都买不起了？！”

他委屈地告诉记者，上次不小心撞倒孔老头的糖葫芦棒后，老头说“摔掉了好几百”，要捉他“进鸡圈”。

王甘德的老伴在世时，看不惯孔老头。前年，孔老头跟着干儿子“蔡草药”搬来，住了不到一个月，因为两人天天喝酒，被女主人赶走。

女主人卧床不起时，孔老头又出现了。他从老家坐了两小时大巴赶来，带着价值200多元的水果。王甘德既诧异又有些感动，老伴去世后，他再次收下了孔老头。

“我的父亲我了解，人并不坏。”来看望干爹时，蔡草药扶了扶眼镜对记者强调。这个头发稀疏、穿着衬衣的中年人，是宿舍里住过的学历最高的人。他高中毕业，说话总是文绉绉的。

他大方地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红色的百元大钞，一张塞给孔老头，一张塞给因生病蜷在床上的王甘德。蔡草药在工地上做库管，没有固定工作，但每次来礼数都极周到：总会带几斤孔老头最爱吃的金橘、一斤茶叶、一整条烟还有几瓶酒。

对蔡草药来说，孔老头是“唯一认的爹”。因为父亲和继母都去了新疆，没管过他，他从小感觉“被亲生父亲抛弃”，亲爹去世时，他连葬礼都没去。

后来，蔡草药结了婚，女方是媒人介绍的。结婚3个月，他回到女方家，发现女人换了锁。蔡草药意识到这场婚姻是个“骗局”，离了婚，女方分走宅基地一半的拆迁款，他再也买不起房。

借酒消愁时遇见孔老头，蔡草药仿佛遇见了忘年交。

他索性和孔老头住在一起。十几年里，孔老头生病时，蔡草药带他上医院。孔老头则每天给他做饭，不算账。

连续好几年，蔡草药在孔老头老家过年。两人就着三四个菜，喝点小酒，像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缩在被窝里看春晚。

这次出差路过重庆，蔡草药又回到宿舍，和孔老头睡一个铺。孔老头在衣柜门上记下的唯一一个电话号码，就是蔡草药的。

在王甘德的宿舍里，停留最短暂的是那些有家庭的人。曾有一家四口住下，女儿和妈妈睡一个床，当他们在城里扎住脚，很快就搬走了。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往往长住下来，像浮萍一样聚在一起，一个微不足道的共同点，就能让他们成为“亲人”。

瞎子认了王甘德的老伴作姑妈，只因两人都姓李。他在宿舍一住就是十几年，眼看着房租从几毛钱一天涨到了5元一天。王甘德生病时，瞎子经常陪他去挂盐水，这个驼背的独眼老人甚至还会“多管闲事”地质问王甘德的儿子，“你老汉住院了，你怎么不去看？”

房客们离不开王甘德的房子，王甘德更离不开这些房客。房租除去各种杂费，几乎所剩无几，但他更看重的是这些老人的陪伴。有人做饭时会顺带给他端一碗，有人陪他报案，有人在儿子大闹时给他撑腰。即便搬去了客厅，他大部分时间仍挤在那间热闹的宿舍里。

萝卜配萝卜，白菜配白菜

孔老头是宿舍里唯一有儿女的人，但从没人见他们来过。

每当电视里提到“首都”，孔老头总会有些得意地讲起儿子在北京的房子，“足足有100多平”“房价200多万”“沙发大到能睡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