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卖力了17年的一家百货商场垮掉后，廖厚华不得不搁下“象征强者身份”的扁担。

因为年轻时发过疯，廖厚华的绰号是“廖神头”。这个大块头男人自豪地回忆，当年去重庆这家老牌百货商场应聘当棒棒时，还需要考试——将一百四五十斤的货物径直扛上4楼。他几乎大气都没喘，“实在太简单了”。

等到这家国营商场倒闭，廖神头才发觉自己已不适应竞争。原单位会照顾年老者，给他们分配轻松的活儿。而在残酷的外部市场中，他一屁股跌到最底层。

没了年轻时的气力，也没有手推车之类与时俱进的先进工具，正如一部纪录片所形容的，廖神头成了“游走狮群边缘的孤独鬣狗”。

他挑着几床破铺盖，从宽敞的单位宿舍钻进了这间屋子。一床铺盖自己用，剩余的全部送给了房东王甘德。挨着廖神头睡的孔老头觉得他可怜，同意收他为徒。

拜师学艺只花了一天——孔老头带他找到糖葫芦厂，廖神头抵押了30元，接过一根神圣的糖葫芦棒。孔老头常对人强调，解放前，在街头卖糖葫芦的可都是“地下共产党”。

在房客们看来，糖葫芦这门生意已算很大的门路。王甘德记得，十几年前他为同样的事求过孔老头，对方死活没应。

鸡蛋追着他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和廖神头相比，宿舍里另外两个棒棒儿相对幸运。因为长期扛上百斤的货物，他们的肩膀和脊背已完全习惯这种重量。经验告诉他们，刺骨的疼只会在撂下扁担后出现。

凌晨3点多，“瞎子”和罗棒棒起床了。往返的圆心是石灰市集贸市场。

发灰的夜色中，已有一群棒棒儿杵在集市口，焦虑地等待货车运来他们的生计。它们可能是蔬菜、禽肉、海鲜、毛血旺，可能是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从一个个背篼和扁担挑着的纸箱里，它们被最原始的人类气力转移至餐馆、肉铺和小摊上。这种气力比箱子里的货物廉价得多，一件50斤的货物，从抬下车到上架，只值2元。背着它走上一公里、爬坎上楼，值5元。

“瞎子”淹没在一群身形高大的同行中。这个左眼失明的男人本名叫李志安，他身高不到1米5，天天穿的黑西服搭住了膝盖，看起来像个滑稽的“小矮人”。常年负重形成的“筲箕背”，让他更显土气。

不过，因为要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瞎子找到了固定的活计。与街边等活的“野棒棒儿”相比，他不算潦倒。老板不时塞给他一小袋品次差些的鸡蛋，过年还会发一两百元的慰问费。

装满鸡蛋，挎上背篓那刻，瞎子就像艘满载货物的船，身子猛地塌陷下去。他的两条腿仿佛在泥里挣扎的桨，一刻不停地向前划。一双全新的解放鞋，穿在他脚上，不到一月就会磨得面目全非。

他说，他有种感觉，鸡蛋每天追着他拼命往前跑，也追着他的命。

因为工钱低，老板经常打电话让他加班。有时，清晨搬了40几件鸡蛋，晚上又忙到11点。春节，他在老家只待到初五，因为“鸡蛋不等人”。老板不愿找别人替工，瞎子不好推辞，更怕丢了这份工作。

“瞎子呐，一年挣十几万！”房客们常开瞎子的玩笑。在大伙眼里，他是最“拼”的一个，但他也“哈得很（重庆话，很傻）”，邻居让他帮忙把衣柜背下楼，他不肯要钱。侄女婿说要买车，他立马掏出了全部积蓄，还不打欠条。

大家心知肚明，这位“有钱人”一天挣的也不过七八十元。

收废品的覃荒儿挣的少得多。他已经69岁，干不了太下力的活儿，只好选择这个相对轻巧的行业。他每天在集贸市场打转，和拾荒的老头老太太讨价还价，但他们几乎都放不下几毛钱的差价，宁可自己哆嗦着走去废品站。一连几天颗粒无收是常事。

转行卖糖葫芦的廖神头，并没踏上致富路。才61岁的他，显然还不够“老”，只能和城管打游击战，“屁股一分钟都坐不下来”。他每天辗转不同商圈，有时去6公里外的观音桥，有时跑去24公里外的机场。最惨的时候，一天只卖出5根糖葫芦，吃饭加坐车倒贴了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