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地方对扶助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少地区至今仍执行国家最低标准，每月340元。除此之外，“失独”家庭更需要的养老、医疗和心理慰藉等，似乎也在执行“最低标准”。

一些老人想到了互助自救，解救那些“没后的同命人”，可每一次“我们其实都一样”式的劝说，却对他们自身都是一次伤害。

除了缺少专业社工介入，很多自救组织都面临没有场地、没有资金，随时都可能停摆的尴尬境地。“因为没有长效机制，对他们的支撑大多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韩生学说。

自救组织的老人们不会知道，他们每周一次集体织毛衣、练书法的活动一直处在“说没就没”的风险中。他们积极奔走的更多“政策扶持”还在路上，不过岁月不再等待他们了，他们有人头发白了，快要走不动了，感叹着“就这样走完一辈子”。

即便这样，他们已经算是幸运的。“这样的自救组织还是太少，有些人要坐几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参加活动。”韩生学感叹，尤其在小城市和农村，那些沉默的“失独”父母只能独自忍受伤痛。

另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去行动能力，连互助组织都去不了后的生活。

“郎姐”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这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在内蒙古插队时冻坏了双腿，如今几乎失去了行动能力。她走路时几乎抬不起脚，在地上小步挪动，发出“呲呲”的声响。

“我们不能再被人看作是神经病，活着，就要活得光鲜。”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前不久刚刚把齐颈短发烫出优雅的波浪，衣服打理得一尘不染。“我不怕活着，但我害怕死得不体面。”

和“郎姐”一样，最早一代“失独”老人中，已经有人迈过70岁的高龄，而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养老问题还未真正摆上台面。

在韩生学接触过的“失独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住进普通的养老院。“失去独生子女是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们很难跟其他老人交流，更受不了别人的子女隔三差五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现在国内有两家专业的“失独”养老机构：广州一家养老院已经设立“失独养老专区”，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也改造为“失独养老院”。而面对成千上万个正在老去的“失独者”，这两家的床位加在一起也只有200张左右。

还是有好消息的。韩生学把《新闻联播》上的一则新闻转发到了“失独”聊天群，立刻引起了沸腾。在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决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保障”的条目赫然在列。

相比之前对“失独”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的定义，这次没有了“困难”二字。

“这意味着国家对‘失独’家庭不再以普通的人道主义救助对待，他们应该是‘贡献者’。”韩生学激动地比划着说，“或许，‘失独’群体的扶助体系会跟着发生变化。”

变化确实正在发生，2016年的3月，“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帮助”被写进了我国的“十三五”规划。

相比大政策，“郎姐”的心愿小得多，她希望不用走很远的路去参加互助组织的活动。如今，她只能用那双抬不起的脚回到只有她一个人的家，脱下她光鲜的外套，日复一日地擦着儿子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