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老年人的出现加速人类进化 让现代人脱颖而出
尽管寿命随着时间流逝而延长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最终结果还是让我们大感惊讶。在所有样本中，我们都发现了这样一个较微弱的趋势：人类寿命会随时间流逝而延长，但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现代人与更早一些的古人类相比，OY值的变化非常大，上升了5倍之多。也就是说，尼安德特人中，每出现10个死亡年龄在15~30岁之间的年轻个体，仅会出现4个大于30岁的老年个体。相比之下，每10个同样情况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轻个体，则对应着20个老年个体——可能成为祖父母的人。我们有时担心，这个结果的出现，会不会是因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被埋葬的大多是老年人的缘故？为了消除这个疑问，我们又分析了一些样本。我们这次选取的样本中，只有未被埋葬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化石。但我们还是得到了相似的结果。结论很明确：在进化史上，成年人的寿命在很晚的时候才有了大幅提升。
寿命因何延长？
现在，我和李相熙教授已经证实，在现代人进化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有机会成为祖父母的个体数量开始迅速增长，但同时我们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变化？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从生物学上讲，现代人和古人类在遗传上，进而在人体结构上有多种不同，而长寿就是其中之一；第二种可能是，长寿这种特性并非伴随现代人的出现而产生，只是人类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个“副作用”。从解剖学来看，现代人并没有突然“爆发”，进化出了创造艺术、制作先进武器的能力（艺术和先进武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他们的出现要比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早10万多年。在这段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现代人与与同时期的尼安德特人所使用的技术，都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简易技术。
尽管我们的研究显示，祖父母数量的显著增加确实是在现代人出现后发生的，但这不足以说明，这种现象到底是源于生物学的原因，还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因为我们研究的现代人，无论在解剖学还是行为举止上都很“现代”。我们可否从行为上还未实现“现代化”，解剖学也更早一些的现代人着手，追溯长寿的进化之源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和李相熙教授对西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4万~11万年前的几个遗址的人类化石进行了分析。化石样本包括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并且都伴随有同一古代的简易器物出土。这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居住在相同区域且有相同文化，但在生物学上属于不同类别的两个群体的OY值（许多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属于相互隔绝的不同物种）。我们发现，西亚的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统计学上有相同的OY值，这就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中，成年人的寿命延长不是由生物学变化引起的。而且，西亚两类人群的OY值，大致都相当于欧洲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OY值的平均数。
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比，西亚尼安德特人（以及现代人）成为祖父母的几率更高。这种情形并不令人意外，相对于冰河时期，欧洲那恶劣的自然条件，西亚的气候更温和，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然而，若温和的气候条件是导致西亚旧石器时代中期成年人寿命延长的原因，那么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的长寿就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人居住在更为恶劣的环境下，但他们的OY值却不止两倍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现代人。
老年人改变进化
我们还不能断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在文化上发生了哪些改变，使得他们中有那么多人能活到一个较大的年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成年人寿命的延长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犹他大学的克里斯滕·霍克斯（Kristen Hawkes）、新墨西哥大学的希拉德 ·卡普兰（Hillard Kaplan）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研究了现存的好几个以狩猎为生的人群发现，祖父母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为后代提供经济和社会支持，使得他们的子孙后代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存活率上均有所增加。祖父母也使复杂的社会关系得以巩固，就像我的外祖母那样，她经常讲述祖辈们的故事，将我与我这一代的其他亲戚联系起来。这些信息是构建人类社会系统的基础。
老年人也向后代传递着各方面的文化知识，从环境方面（哪些植物有毒性，或在干旱时期哪里可以找到水源）到技术层面（如何编织篮子或制作一把石刀）。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庞塔斯·斯特里姆林（Pontus Strimling）研究发现，重复是某种文化传统或规则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多世代家庭拥有更多家庭成员来重复家族的重要信息。因此，长寿有助于信息在世代间的积累和传递，这些信息可以促进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让我们在境遇变得艰难时相互帮助。
寿命的延长也可理解为，通过增加一个年龄层的方式，使群体数量增加。而且，这个新加入的年龄层还有生殖能力，这在以往从未有过。大量的人口是新行为产生的主要驱动力。2009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亚当·鲍威尔（Adam Powell）和同事在《科学》上发表文章称，人口密度对文化复杂度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他们和其他研究人员都提出，庞大的人口数量推动了广泛的贸易网络、复杂的系统合作、个体的物品加工和群体认同（比如珠宝、人体彩绘等等）的发展。从这个方面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特征——广泛应用符号、使用特殊材料制造工具等，很可能是人口快速增长产生的结果。
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可能还曾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我们的祖先：加快进化速度。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翰· 霍克斯（John Hawks）所强调的那样，人口越多，意味着发生的突变也越多，同时有利突变在人群中迅速扩散的机会也越多。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这种趋势对近代现代人的影响甚至更加惊人：随着人口的增长，我们的祖先在1万年前开始种植农作物。2009年，美国犹他大学的格雷戈里·柯克兰（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朋丁（Henry Harpending）在他们的著作《万年大爆炸》（The 10 000 Year Explosion）中，列举了在过去一万年内产生并迅速扩散的各种突变基因——从决定肤色，到影响牛奶耐受的基因都有，这些突变基因的产生要归功于人口数量的增长。
成年人的寿命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兴起的文化传统会相互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正反馈过程。起初，长寿只是某些文化发生改变的“副产品”，但后来，它却成为现代行为出现的前提条件。反过来，独特而复杂的现代行为又使老年人显得更加重要，提高了它们的存活率，导致人口扩张。而人口扩张又深深影响了祖先们的文化和遗传。这也正如俗语所说的，姜还是老的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