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杰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
“1988年7月26日上午，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747航班带着我希望的一个古老之梦在上海登陆。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到中国了。”（摘自朗的笔记）
这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是美国某公司的贸易代表，到上海洽谈电视机元件生意。同时，也为另一家美国肥料公司推销产品。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在某个夜晚的一场音乐会上，他与学习音乐的唐小姐擦出了爱的火花。从此，他的职业人生有了传奇色彩。
“你一个美国人怎么跑到中国来种田，做中国人最不愿做的事呢？”这是朗先生听到的最多的提问，提问者中，有记者、有官员，还有农场里的老年农民。他原来是做贸易的，是个生意人，当过十多年的公司首席执行官，他到中国是来做生意、是来寻梦的，谁知道，梦最后真的落在了希望的田野上。在上海商务活动期间，朗还代表美国肥料公司与上海土肥站合作，搞肥料试验推广，因原来的翻译有事，他就请来音乐会上相识的唐小姐做翻译相随左右。
朗先生喜欢吃生菜、西兰花等蔬菜，但那时上海市场上很少能见到这些蔬菜，只有高档宾馆才从国外进口。但当时航班少、冷藏设备还落后，宾馆进口的蔬菜并不新鲜。朗做肥料试验的同时，便也试种了一些洋蔬菜。那年，西兰花长得特别好，他凭着生意人的敏感，拿到上海希尔顿酒店试销。收货部门那时还未接触过最好的西兰花，问西兰花菜怎么没有花，不接受推销。
而当朗杰士把这些菜拿到总厨师长（德国人）那里，总厨师长两眼放光：在这里还能有这样好的西兰花！星期天，总厨师长陪着酒店总经理考察朗杰士的生产试验菜田，全部收购这里种的所有蔬菜，并要长期订购。朗凭着商人的直觉，觉得商机来了：中国在开放，高档宾馆在增加，外国人在进来，西洋菜有商机了。
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职业，开始在浦东六里乡租田创业，当起了菜农。那时，朗杰士身心沉浸在爱的热烈与创业兴奋的二重奏中。那个原本要出国深造音乐的她，被朗的一句“我也进来了，你还想出去干什么”打动了，留下来陪他创业。而他喜欢挑战，崇尚自然的本能被激发出来了。他对市场充满希望，他对自然充满向往。但他毕竟不是学农出身，又无经验，身处一个陌生国度刚刚开放的农村，从事当地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
他从美国来时，不会想到要在上海做菜农，当菜农纯属偶然。他到中国来是寻找机会的，机会是不分行业的，所以，问朗为什么留下当了菜农，他只是笑笑。也许，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
热烈与兴奋是短暂的，更多的烦恼在等待着他。
刚来上海时，主业是商务活动，到浦东六里乡做肥料试验是业余的，带有娱乐色彩。但一旦朗杰士携新婚夫人唐从上海的涉外住宅搬到乡村农场生活，反差太大了，室内住房屋顶漏水，房门关不紧，没有淋浴设施，室外养猪场臭气熏天、群蝇飞舞。简陋的生活条件与难忍的环境，他是能够忍受的，他相信一切会改变，改变的过程也是快乐的。
但农场所在大队的变化多端和不守契约的行为，使朗杰士无法接受，不可忍受。创业之始，朗杰士与大队合作种菜，大队出土地、劳力，朗承担所有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力工资等，还负责销售，大队获得固定收入。几经谈判，刚启动生产，土地要么被征用，要么被规划调用，生产田块经常变动，大队干部又时常干扰生产，搞得他疲惫不堪。
农场投入经营所需的资金，全靠他在美国的公司做生意补贴。创业初期的亏损，是在他预料之中的。可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几经周折，他开始心灰意冷，最后决定，放弃农场梦，打起行囊携着新婚夫人回国。
一个美国人在上海种菜，本就是一件新鲜事，而且，他还引进了三百多个洋蔬菜品种。这在当时是备受关注的。
听说朗杰士要走了，当时上海分管农业的市领导闻讯而来。看到一个美国人在这样艰苦条件下种出这么多品种这么好的西洋菜，他握着郎杰士的手说：“你开创了上海种菜的新路，我代表政府表示感谢，政府会为你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上海这座开放的城市的确需要这样的菜、这样的菜农。
朗是性情中人，一激动便留下了。当时，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一篇《LONG，别走》。好多年以后，朗太太告诉我，朗很执着，对追求不会轻易放弃，他一直想证明自己的追求与能力。所以，后来他的农场经历了从浦东到闵行、再从闵行到松江浦南的几次搬迁，每换一个地方，不但农场规模扩大，而且越搞越好。
很多人问朗为啥选择种菜，是什么原因使他留下来平静地耕作。我也问过。朗没有西方式的简明回答，而是利用语言差异反复陈述“I just thought…I just thought…”，从他复杂的表情中，我隐约找到了答案：那是大地与女人。
大地，是他创造挚爱事业的力量，他热爱大地，大地也深深吸引着他。爱情，是他的精神寄托。他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挚爱的事业、喜爱的女人，还会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