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7个中国年轻人的东京故事
靳彤[/b]
日本人也吃惊的行为艺术[/b]
当我走进上野地铁站内的Hard Rock Café时,靳彤已经坐在角落里,在一群老外当中,她看上去稍显柔弱。她微眯着眼朝我打招呼,让我以为已经灌下不少酒精,实际上喝的不过是果汁。第二天她就要举办一个小型展览,为了以最低的价格买布展材料,她这一天从住所的郊区跑遍了新宿、池袋和上野。
靳彤是骨子里的艺术家,这一点即使你没有看过她的画和行为艺术,也能从她眼神中得到讯息。“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她总是如此强调。我看着她的画,上面是一张模糊的面孔上布满了眼睛,色彩也带着吃人的魔力,足以让人不适。
这让人想起了一些风格类似的日本画家,比如伊藤润二,一种带有强烈亚洲风格的恐怖美。“你觉得自己的艺术在日本能得到更多认同感吗?”“我觉得应该是吧”,她淡淡回我。
在她眼中,东京是一个对亚文化和小众艺术十分包容的城市。在这里无论你打扮得多奇怪,也无论你是做实验电子乐、还是行为艺术都能在此找到一小撮同类。在一次展览上,靳彤用墨汁完成了一场实验。她站立在一小盆墨汁当中,以此为界将自己禁锢在这一小块空间,试图用踢、踏、泼、溅等方式去搅动墨汁,从而形成互动。是大胆,也是反叛,那天她记得自己的表现让围观的日本人大为吃惊。毕竟大多数日本人的日常就是克制。
在东京,她花了大量时间看展览、看摇滚乐现场演出和实验演剧。夜晚偶尔会去浅草散步,那里有难得的安静氛围。她想象着毕业后能留在日本成为一名艺术家。“在东京做艺术家难吗?”她依旧眼神迷离,嘴角带着些不屑,“在哪里做艺术家不难呢?”她像是在反问我,又像是再一次在心里说服自己。
赵飞和日本友人[/b]
“3000元人民币,我和日本人拍了部电影”[/b]
对赵飞来说,留学就像旅行一样,有种说走就走的冲动。几乎没有过多考虑,他就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在那儿他是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而现在的他坐在池袋的一间餐厅,身着深灰色毛衣、蓝色衬衫、身旁放着顶鸭舌帽,活脱脱一副少年面貌。见面时,他正计划在几个月后开始学习电影。
来东京的这一年多时间,在学语言的间隙,他不仅热衷于在东京的电影社团间活动,也在2017年夏天拍摄了自己第一部短片《鼻子》。
让人想不到的是,来日本时间并不算长的赵飞居然用日文写下了剧本,演员也大部分是日本人,拍摄仅用了一天时间,成本为3000元人民币。他笑称自己是用交互设计思维来拍的这部电影,在影片拍摄之前,他就花了大量时间画好了106个分镜,而在拍摄时,几乎是严格按照分镜执行。“据我所知,像我这么拍摄的只有希区柯克,”说这话时他有些腼腆。
短片由芥川龙之介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男主角的扮演者是赵飞所在语言学校的老师,“他平时特别内向,大家都想不到他会来演戏。但我觉得他内心的活动特别丰富。”电影如同造梦,不仅为日语老师带来了新世界,也为赵飞打开了新生活。因为来东京留学,过往的秩序被打破,才有可能为生活填塞进不同的内容物。
一个中国人跑来日本学电影,这让很多日本人也讶异。总能听到电影工作者劝他,“日本电影在走下坡路,中国电影正在向上……为什么还要来日本学电影呢?”对于这一点,他常常觉得难以解释,“假如还是在北京上班的话,可能我不会做这些事情,也就没有这些经历。把自己扔到一个新环境里,很多事就自然发生了。”
在东京,他深爱着街巷里的小居酒屋,在住所附近一间只有4个座位的居酒屋里,70岁的老奶奶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开店。这里没有菜单,老板做什么客人就吃什么,但她会记住客人的喜好。
这一幕好似热门剧《深夜食堂》,但赵飞说,这在日本好像却很平常。“老板奶奶会给常客准备专用的餐具,盒子上会写上我的名字和第一次来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