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记者 杨宝宝
《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示了一批“90后”在故宫修复文物的日常，而在复旦大学，也有一批年轻人在古籍修复专家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学习如何修复典籍。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18日，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里展出了一批特别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均出自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6级专业硕士。
这些版画全部由最传统的木版水印方式印制。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专家倪建明认为，在版画之中，木版水印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学生的修复需要美学基础，有了艺术的眼光才能修出艺术品级的古籍。”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这样诠释开设版画课的初衷，他希望版画的学习能够培养古籍修复专业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动手能力。
古籍修复是一个需要沉下心来的行业，学生们的家人对此也有疑惑。“有家人问我，你年纪轻轻来坐这样的冷板凳，以后怎么办？”2016级硕士生王钊说，“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磨练，让我们沉静下来，甘于寂寞，研究如何把现代科技和传统古籍修复技艺融会贯通。在这里，古籍修复在我们这十几二十个人心中萌芽，就是我们最大收获。”
学生在演示印制水印版画藏书票 王鹏翔 摄
学生来自中文、历史、数学、生物等诸多专业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11月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谋划下成立，目前招收了两届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担任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任名誉院长，并聘请古籍修复、版画领域的大师指导教学。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从2015年开始招收专业硕士生。2015级共11位学生，2016级共14位学生。
古籍保护这一专业带有深厚的学科融合气息，不仅要求文科功底，修复过程中更是要了解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甚至要通过理科实验研究创造适合用来修复的材料。
进入研究院的学生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包括本科为中文、历史，乃至数学、生物学等专业的学生，不少同学是从零开始接触古籍修复。
2016级硕士生王钊就是一位专业跨度很大的学生，他本科在一所农业院校的生物专业读书。王钊小时候被长辈带着看过一些古书，当时的开蒙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火种。工作后他经常到附近图书馆读书，有一天迈入图书馆古籍部，王钊一下子觉得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在古籍保护研究院里，王钊接触了纸浆的物理结构、化学性质，还在实验室里做染色实验，逐渐开拓眼界，之前所学的生物学知识也可以用到现在的研究中，更是让他干劲十足。
2016级硕士生李洁则对于这个专业并不陌生。她的母亲在陕西从事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这让李洁从小耳濡目染，对古籍与石碑心生敬畏。大学时期李洁就修复了第一本古籍，是当地的一本县志，“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本科毕业后，我依旧想从事相关行业，就报考了复旦的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2016级硕士生郑美玉是唯一的外籍学生，她来自马来西亚，祖籍福建。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起初并无打算招收外籍学生，她努力争取到了“破格录取”的机会。
郑美玉太爷爷一辈就迁居马来西亚，但家中始终重视中文教育，她读的一直是当地华人办的学校，大学则在台湾政治大学读历史系。
毕业后郑美玉在出版新闻行业工作了很久，自己也做了不少书，但天性平和与世无争的她觉得出版业的节奏还是太快了，就选择回到历史的老本行，在一家华人学校“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校史馆工作。这一学校已经有110年历史，是中国出现新式教育之后，马来西亚华人模仿国内新式教育的学校兴办的。在校史馆，郑美玉开始接触到学校向校友征集的各种文物，开始对这一行产生兴趣。但各种不同状况的文物也让她觉得对保护工作力不从心。这样的情况下，她看到了复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
“当时非常激动。” 马来西亚做文物修复的人很少，郑美玉找不到学习机会，看到这一消息就决定一定要申请，当时该院并无招收外籍学生计划，郑美玉直接写信给学校推荐自己，终于得偿所愿。
在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读书一年，郑美玉只恨两年研究生时间太短，“学院老师教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无法学到。古籍修复技术真的要老师面对面教授，不要说很多技术一直是手把手的教，即使有的修复技术现在出了书，老师没教之前看书，也真的很难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