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 王去愚 湖南长沙、张家界报道 wangquyu@hotmail.com
“我每次回家看时，眼见农村不断破败消失，于是决定做点什么。如今省委发文号召全民创业，我想我们公务员有一定的资源、见识和人脉关系，自己不去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
2015年6月20日，湖南慈利县，农民正在给红心猕猴桃幼苗挖排水沟。
辞职副县长：公务员不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
刘涛，34岁，湖南慈利县人，北京大学毕业生，前常德临澧县副县长。2014年底，他辞官归故里，重新做农民。诸多传播元素的结合，让这个农家子弟直面大众传媒，一天接了200多个电话。
2015年6月17日晚，长沙夜雨，湘江边的咖啡厅成了他的会客厅，陆续接待各家媒体。他说家就在附近，2005年调到湖南团省委后，与妻子一起供的房子。“那时这里交通不便，每平米才两千多块。”
如果是半年前，日子以另一种方式过去。他是临澧县最年轻的副县长，时常衣着正装出现在县政府的各种正式场合。作为副县长，刘涛的工作是协助县长，分管工业、劳动社会保障、就业再就业、电力、烟草、邮政、通信、盐务、煤炭无线电管理和联系总工会等方面工作。这是一些公务员梦寐以求的岗位。
2014年的最后一天，他在微信里说：“走出体制，生命体验从此不同。”
辞官
短头发，收敛的笑容，人群里的刘涛与他的同龄人没有明显不同。面对凤凰网，跨过咖啡厅楼梯时，他的欢迎词直白明了：“都是普通人，没有不寻常的故事。”
在其自述的职业履历里，没有曲折起伏。对于这位农家子弟来说，机会的获得多与考试和写材料相关，他擅长于此。
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湖南省选调生考试，然后考上了。他说，毕业后选择做公务员，“是受中国传统影响，认为从政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至于政治抱负是什么，则相对模糊。是年7月，刘涛前往张家界市永定区报到，先去永定区双溪桥乡，岗位是办公室秘书。月薪600元，另外200元由乡政府每月自筹，“地方政府财政紧张，那部分钱到现在都没发给我，我也不要了。”
毕业1年后，新的机会来了。张家界团市委以考试方式选拔两名干部，双溪桥乡办公室秘书刘涛参加了这次考试，并成功的把办公室由乡镇变更为张家界市，月实际收入由600元增加到1100元。
比较这两份工作的不同时，刘涛说：“平台更大了。在机关白天写材料和各种公务。在乡镇工作时，主要与农民打交道，乡镇府没有车，出行靠腿，偶尔租农用车。”
乡镇工作1年，改变了刘涛对乡村的认知，“要想改变农村现状，光有国家政策补贴不行，必须有实业。”
2005年6月，刘涛调往共青团湖南省委，地点由张家界而长沙。在此后的3年半时间里，他的工作仍然是写材料，月薪1500元多点。最大的改变是2008年底，共青团湖南省委推荐年轻干部去湖南省统战部学习，刘涛因此调往统战部门，并就此留在统战部门，继续写材料。
2012年10月，刘涛被调往常德市临澧县，任副县长。在7个副县长中，他是最年轻的，时年31岁。
没有人会想到他在3年后会选择离开。临澧县县委书记杨琦明对凤凰网说：“我是从不理解到理解，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应该支持。”
临澧县县长杨天生说，刘涛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县长分管相关领域，“他平日学习虚心，执行力强，且待人谦和、廉洁自律。”
副县长辞职，回家去种猕猴桃，与他那位卖猪肉的北大校友一样，终究不同寻常。在最初的报道中，《湖南日报》以“气宇不凡”、“淡定与自信”形容这位年轻的辞职官员。
县官辞职非只此例。2014年7月，浙江省平阳县副县长周慧辞职。浙江媒体《钱江晚报》报道，这位1976年出生的前副县长在其辞职感言中称，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自我掌控的生活”。
与媒体报道中周慧可能选择出国不同，刘涛选择回到故乡。
故乡
刘涛的故乡在湖南省慈利县，隶属张家界市，地处武陵山脉东部，距离省会长沙约250公里车程。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辖区内多山的地方以贫困知名。县志记载，从汉初建城到16世纪下半叶，因为极度贫穷，慈利无城墙可以凭依，以致鲜有官员愿意前往那里为官。
关于少年和故乡的记忆，这位刚辞职的副县长提及的仍然是贫穷。公开报道里，即便是1999年至2002年（即刘涛读大学期间），慈利县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曾连续4年倒退。糟糕的经济环境迫使青年壮年劳动力离开故乡，前往长沙甚至是更遥远的东部沿海地区寻找工作机会。
刘涛说：“2014年春节刚好回老家，目睹故乡破败，乡亲们老得厉害，我想再不回来，再拖下去就没有能做事情的人了。只有先改善经济现状，才能吸引年轻人回来。”
2015年6月19日，在厕所墙壁上写着“枪支迷药假币”和电话号码的长沙汽车西客站，挤满了准备回家过端午节的年轻人，破败和混乱是这座汽车站给人的主要印象。
原定15时30分前往慈利县的大客车在1小时后方出发。购买了17时出发车票的青年们挤上大客车，然后拒绝为购买了准点车票的旅客腾出座位。司机在劝说前者下车未果后，转身建议后者选择半小时后的下一班车，后者的维权和抗议遭了其他旅客的责骂，理由包括“他们先上车”、“你们耽误了我们回家的时间。”冲突直到一方报警后方妥善解决。
与中国其他欠发达区域一样，这里亟需改善的不仅仅是经济现状。
地图上的长张高速公路是往西北方向的一段直线。出长沙，穿益阳，过常德，大客车在太阳落山后的20时30分走完全部里程。这是一座被群山围蔽的县城，溇水和澧水在这里交汇，然后曲折往洞庭湖流去。
每逢节假日前后，外出打工的人们从这里出发或从这里回家。慈利县政府公开数据显示，全县总面积3480平方公里，辖31个乡镇（包括7个土家族乡），总人口69.8万，其中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61%。
2014年，慈利县在外农民工人数达到20万，其中近70%离开湖南省，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县政府官网在一篇该县农民工务工情况报告中称，当前农民工工资水平看似不断上涨，但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确实令人担忧。对于年纪偏大的农民工，文化水平低，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对工作没有挑剔的余地，“大多在建设工地上务工，干的都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
创业
山脚下的公路沿着溇水一直往北，40公里车程后即绕过一座大山，来到东岳观镇跑马村所在的山谷。刘家在跑马村荷叶组，他们称这座大山叫“道人山”。
19年前，少年刘涛离开东岳镇初中，沿着溇水流淌的方向，前往道人山南面的县城，在慈利县第一中学读高中一年级。
一天，班主任老师问同学们毕业后的志向。作为考分第一名进入该班的学生，刘涛第一个回答，他说只想去北京大学读书。3年后的夏天，他拿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考分刚过线，从录取志愿的法学专业调剂到图书馆专业。
19年后，34岁的刘涛回到溇水边的跑马村，以流转租恁的方式整合了100亩耕地，开始种植红心猕猴桃。
有网民质疑副县长的收入何以支撑前期投入，理由是100土地的租金不菲。2015年6月20日上午，站在山谷里的猕猴桃树苗边，刘涛的父亲说，因多是抛荒地，每亩地年平均租金只有300元。对于儿子的三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来说，最大的成本是劳动力，每人每天110元。“从租地、买果苗和工资，现在一共花了30多万元。”
一年前的秋天，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湖南省创新创业大会上说，要改变人们对湖南人“只会打仗、会读书、会养猪，但不会经商办实业”的老印象，就必须把创业文化作为新时期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呢，让创业基因深植于每个社会细胞中。
徐守盛说，要允许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学有专长、有经验的人员，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主动走出去，领衔创业、自主创业。
在更早的2011年9月，《南方都市报》报道，慈利县的创业环境仍有待进一步改善，税收虽然部分减免了，但企业的接待费和各种摊派依然以惯例的形式存在。返乡的种子发芽后干枯，并非仅以个案呈现。
世界金融危机后，三官寺乡民工张某，从浙江义乌回乡，投资150万元，创办了一家花卉厂，吸纳返乡民工70余人。在官方文宣中，张曾被视为返乡创业典型加以推广。然而2011年7月，昔日典型已无迹可寻。知情者说，他又出去打工了。
官方数据显示，仅2007年底，全县返乡创业者有1720人，其中创办企业150人。如今这些企业的生死存亡无从知晓。
具体到东岳观乡，现状更令人难堪，全乡3.2万人口，注册企业只有一家：
砖窑厂，每年约6000人选择去他乡谋生。
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刘涛认为，资本进入农村，无法面对农民的小农意识。“我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自己老家，乡亲们支持我。改变世界的能力有限，但改变故乡还是可能的。农民的信心需要不断鼓励，需要有人带着他们去做事情。”
“我每次回家看时，眼见农村不断破败消失，于是决定做点什么。如今省委发文号召全民创业，我想我们公务员有一定的资源、见识和人脉关系，自己不去创业，难道全指望大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