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揭秘不为人知的中国代孕地下产业王国
“代妈多来自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地的农村，其实哪里人都有。”多数代孕母亲像陈芳一样，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来做，生两三次的都有。”
2016年12月某一天陈芳的食谱：早餐冲泡一杯五谷杂粮粉，再加一杯提子燕麦片，两个包子；午餐胡萝卜猪骨头熬汤、尖椒鱼干、清炒白菜；晚餐豇豆炒肉片、清炒菜花、摊鸡蛋。每天要穿插吃很多其他的食物，泡奶粉、吃水果、花生、坚果、红枣，还有补点维生素片、钙片等营养类药品。陈芳坦言：这比自己怀孕那会儿吃的好多了。《中国新闻周刊》摄影｜冉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生命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长秋总结，就代孕动机来说，金钱是女性作代理孕母的最大动力。美国一份调查也显示，90％的代孕者承认，假如她们能支付自己日常生活费的话就不会替他人怀孕。在国际市场上，从事商业代孕的主力军是印度的贫穷妇女。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从事代孕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工作，大多是生活所迫，而生一个孩子所获得的收入，往往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刘长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6月，陈芳子宫里再次移植进了一个胚胎，距离上次生产仅有半年时间。这次，她已经颇有经验，“专业”了不少，甚至还能安慰同批移植的姐妹。她只有一个担心，即移植的时候子宫内膜会不会脱落，“如果脱落了，就白做了”。
事实上，子宫内膜脱落的概念并不像陈芳理解的那样。从医学角度来讲，子宫内膜厚度会影响女性子宫的环境，过厚或过薄都有可能影响胚胎着床的成功率。胚胎移植后可能无法着床或者着床后容易脱落，从而造成流产，而不是陈芳所理解的当场脱落。不过，没有人跟她详细解释这个概念，她只能从手术医生、护士甚至姐妹那里获得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并尽力让自己理解。
胚胎移植成功后，等待陈芳的是75天的黄体酮注射。黄体酮是孕激素，是一种常规的保胎手段。黄体功能不全会导致妊娠率下降，流产率增加。作为试管婴儿操作的最后一步，用黄体酮来帮助胚胎着床和保胎大约为三个月左右。每天，都会有护士过来给陈芳打针。黄体酮针是一种油剂，推起针来很慢，会很疼。而且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多，皮肤吸收变慢，注射会变得越来越痛苦，很多代孕母亲的臀部会红肿疼痛、结硬块，陈芳也不例外。
在20多平米的房间里，代孕母亲的生活被支配着。她们需要由后勤人员来安排基本的生活。代孕协议用几个“不得”和“必须”将代孕母亲的行动掌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有向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需求方同意的任何人见面。
在移植前，代孕母亲被要求每天外出累计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21点前必须回居住处，23点前必须就寝；移植以后的半个月内，除上厕所，必须卧床休息，吃饭均需在床上进行，其间不可以洗澡；怀孕3个月后，除了定时散步和产检外不得外出，22点前必须就寝。如果违反，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代孕母亲还需要配合客户的要求进行胎教，例如听音乐、锻炼、看书。也有客户会给代孕母亲单独租房子，每天陪着，直到待产。一位中介人员曾遇到一件事。一次，他手下的一个代孕母亲给她打电话，“把我接回去吧，我要累死了。”沟通后才知道，客户要求代孕母亲每天早上起床念英语，中午磨墨写字，文化水平不高的代妈说“不会写”，但客户不依不饶，“你只管写，乱画都行。”
有时妊娠反应严重，陈芳会没胃口。保姆给她熬鲫鱼汤，浓白的鲫鱼汤端到面前，她却怎么都喝不下去。“但喝不下去也要喝，胎儿没有营养长不好，我们做这个，也想保证成功。”
在吕进峰公司的协议里写着，如果产检发现胎儿小于正常范围，会扣除不菲的佣金。“发现偏小以后，产检过程中多次（相隔一个月以上）发现胎儿偏小，每发现一次扣代孕佣金5000元。甲方保证其生养的婴儿不得轻于2700克（指怀孕单胞胎）。每少于50克，甲方的代孕佣金减少2000元”。
几次产检，陈芳都有些缺铁性贫血，医生给她开了补血药。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表明，50％以上的孕妇会生理性贫血，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不仅危害到孕妇自身的健康，还可导致死胎、早产、分娩低体重儿、新生儿营养性贫血等。
事实上，生育本身就是一种充满风险的行为。医学研究表明，孕妇在孕期及生产时，可能会面临妊娠合并心脏病、羊水栓塞、子宫破裂、大出血、感染等数10种风险。除了以上风险，代孕母亲还要承受药物损害、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在内的更多风险和伤害。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由于代孕母亲必须要承担代孕过程中的许多风险，该州法律要求医师在签约前，必须告知契约当事人（包括代孕母亲和委托人）人工生殖的成功率；植入胚胎与多胞胎怀孕的风险；相关程序的性质和费用；人工生殖中服用促排卵药物、取卵和植入精卵或者胚胎对于健康所产生的风险，以及代孕对心理可能造成的影响。这些都能够帮助当事人对于契约深思熟虑，假如一方反悔，法院要强制双方遵守契约。
在中国，代孕各方所有的保障都系于一纸合法性基础不足的协议上。当然，协议对某些可能产生的后果也进行了一些规定，例如：甲方在孕期3个月至5个月前发生意外流产或经大型三甲医院鉴定必须流产，如因需求方原因，甲方的身体伤害治疗费用由需求方承担，另外需要支付15％总代孕佣金＋5000元赔偿金；如果甲方在协议期限内死亡，经公安部门鉴定为需求方责任，则需求方除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外，赔偿甲方家属10万元整。“需求方”是吕进峰的公司，甲方是代孕母亲。“有时候家属闹一闹，我们赔得就多一些，这也没有办法。”吕进峰说。
2007年之后国内私人代孕产业发展迅猛，这才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并开始严厉打击。吕进峰也没逃过去，“有三个代妈被拖走强制堕胎，两个双胞胎、一个单胎，赔了好几百万。”
今年春节刚过，国内有关代孕合法化的讨论又成为热门话题。多年以来，每当有关于代孕法规制定的动态，吕进峰都格外关注。历次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开讨论，都让他所处的整个代孕行业很紧张。
2015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表决期间，吕进峰可谓坐立难安。当时草案打算将“代孕条款”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在第35条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国家卫计委希望通过此举将代孕这一事情上升到法律的层面。这被外界视为国家层面将对代孕实行全面管理的标志。“如果禁止代孕被写进《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就意味着，地下代孕将不再是灰色地带，而是违法行为，有法律依据了。”吕进峰密切地关注着。结果到了最后一天，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的条款。
在吕进峰看来，“从国内目前的情况（包括不孕不育现状）来说，国家肯定不会有太大的打击力度，现在（监管）就是真空期了，是默许。”说到这儿，他突然又有些惶恐，一旦代孕合法化，肯定会有大量的资本流入这个行业，医疗机构本身也会去开展业务，到时候竞争力可能就保不住了。
面对目前的局面，吕进峰迫切地需要巩固自己代孕王国的地位。几年前，他就有建设医疗基地的想法，但当时遭遇了骗子，赔了不少钱，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从2016年年初开始，他频繁地奔波于北京、上海等地之间，筹划并建设了新的基地。现在，每一位客户在签约前，都被邀请到基地来参观，吕进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客户对他的信心。
“目前，我基本上可以无视其他对手。就像手机厂商有成千上万，但大头利润还不是被苹果拿去了？”吕进峰有自己的雄心，他想象着代孕合法化之后，“租一座大楼，就叫AA69大厦”。
“你看，我们的沙发都是私人定制的，我就喜欢高大上。”在他其中一家基地的办公室里，吕进峰整个人都陷在沙发里，他高高地架起二郎腿，双手肆意地搭在沙发扶手上，仿佛是这个地下王国的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