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有关部门对低生育风险认识仍不足
第一财经日报
2016年1月1日，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这是中国生育政策史上一个巨大的变化。中国人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促成了独生子女政策的消亡?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扭曲的根源何在?低生育到底有多大风险?它会给现在和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较早关注中国人口低生育率问题并一直做深入研究的人口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听他描绘中国人口认识上存在的诸多误区，以及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已经逼近我们的风险。
最大的风险在于对低生育风险认识不足
日报：现在全面两孩政策已经放开，中国低生育状况几乎已经成为共识。您是最早关注低生育问题的人口学者，根据您的研究，现在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1.4?还是更低?
郭志刚：其实，最令我担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低，而是目前从政府到民众，各方对于低生育的水平、规律和风险认识严重不足。
早在2000年，中国就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这说明，已经认识到生育率低了。后来提法有所变化，叫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
这就有一个问题，到底多少叫适度?2.1是世代更替水平，低于2.1就是低生育水平。那么，多少是适度呢?这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其实，这一点到今天也并不明确。但是，它留下个缺口，低生育水平是个好东西，还是当前人口工作要追求的目标。
这种概念上的模糊导致有关部门对于低生育现实和风险认识不足，在对人口统计数字的采信上，往往是就高不就低。比如历次人口普查，有关部门对于普查数据，总是要通过间接估计的方法把总和生育率往高了调，而且调的幅度很大，总是不愿意面对生育率过低的现实。过去很多年坚持是1.8，现在不说1.8了，又说是1.6，这跟人口调查数据揭示的1.3甚至更低相比差距仍然不小。直到今天，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有多高还存在争议。
这些不是一般学术争论，它直接影响政策出台和实际管理。过去，背后的争论在于生育政策是不是根本不能调整，现在则在于政策能调整到哪一步。
另外一个在人口管理当中很有害的观念是过分盯住人口数量，那就是认为控制人口数量就必须生的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过去的三个国家五年人口规划，最后每次结果均是实际人口增长比原设定目标少2000万人。这本来反映出低生育、少子化问题的严重性，但它并未唤醒主管部门对此重视，甚至还被看作是控制人口的成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设定的目标只是确定了人口数量增长的上限，没有下限的限制。没有超过上限就是完成任务，低于目标则是超额完成任务，低得越多功劳越大。
而下限反映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间接表达。所以，仅设一个人口上限作为目标，人口结构问题并未得到明确反映，只要是低于人口目标就算是完成了任务，甚至认为越低越好，那么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就成了空话，其实是单纯人口数量控制。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下，尽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长达20多年大大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要求稳定生育政策的声音还是很高，这本身就反映了不清醒、不正常。长期陷入这样一种迷茫状态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现在全面两孩虽然放开了，但是我们看到有关的文件和规定里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一把手负总责、继续处罚抢生的二孩、严控三孩等等。这说明，管理部门注意的焦点依然在人口数量多上，对人口结构发生的重大扭曲虽然有认识，但是对生育率过低的认识远不到位，虽然看到风险，但认为人口爆炸仍是主要人口风险，或者认为人口未来不能尽快下降才是主要人口风险。
日报：从各个机构做的调查看，中国人的整体生育意愿确实很低，都没有超过2。我看到的数据是1.6到1.9。实际生育行为比生育意愿还要低。各方数据都表明中国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为什么这种坚持“中国人太多了，必须严格控制生育”观念这么难改变?
郭志刚：我想首先还是认识上存在偏差，对人口规模的分母效应强调过头了。比如说“再大的成绩除以13亿都不大了”，这话要是用来反对骄傲自满也就算了，但要是说“13亿、14亿或15亿人口必将导致中国的发展根本没有戏”，就成了典型的人口决定论，完全是错误的。至于“中国人口如果降到几个亿，一定会更富强”，则不过是同一理论的反面表述而已。在计划生育早期，理论界对这些观点就有过批评。今天，中国人口已经处于低生育阶段，这种观点的荒谬和危害就变得更大。但它仍有不小的实际影响，所以应该对此加以清理和拨乱反正。此外，是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问题，屁股决定脑袋。如果政策调整会触动我的利益，那我当然不希望它调整，甚至想办法阻碍它调整。
再次就是懒政。过去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方法成了惯性，不想动一动，不就是控制人口数量嘛，控制得过低也无伤大雅。
从研究角度说，也存在这种现象。比如说人口研究都应用不少假定，有很多使用的还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东西，现在跟那个时候相比，人口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些规律早已经不适用了。这样研究出来的结果肯定会跟现实有很大差距，就不能反映真实的人口发展状况和趋势。但是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会高估出生人数，证明生育率没有过低，阻止生育政策与时俱进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