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中国农村生育观转变 多地村民允许生二胎仍放弃
32岁的山东寿光妇女张秀已经在北京打拼了10年，丈夫做黑车司机，她卖菜。张秀有两个女儿，大的8岁，小的3岁。丈夫偶尔流露出想要个儿子的念头，立刻就会遭到她的数落。
“要两个都是多的！再要一个，我想都没想过！处处都要花钱，再生一个，他能养活我们娘几个？再说，我能活几辈子？可别给自己找罪受了！”张秀说。
张秀的心态在全国2亿多流动人口中非常普遍。这背后是中国农村人口生育观的巨大变化，根源则是城镇化与生育政策的双重挤压。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城镇化的进程突飞猛进，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影响巨大。北京大学人口学者郭志刚研究发现，生育旺盛期（20~30岁）育龄妇女的城镇化比重在2000年就达到42.34%，高出总人口5.42个百分点。这些育龄妇女进入城市后，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压力更大，机会也更多，这都大大干扰了妇女的生育行为，使其生育孩子的数量降低，生育年龄推迟。
由于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社会保障远不健全、与城市迥异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原因，传统上农村整体的生育意愿要高于城市。但根据历年来多家研究机构所做的生育意愿调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人的生育意愿出现显著下降。
转折点出现在1990年，此后一路走低。2000年代城市和农村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39和1.79。农村人的生育意愿虽然仍高于城市人，但是早已大大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由于各种原因，实际生育率往往要大大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韩国的生育意愿长期在2以上，但实际生育率最近10年介于1.05和1.45之间。
六普数据显示，农业户籍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172，低于农业户籍非流动妇女的1.366。这表明，无论是外出打工的农村妇女，还是留在农村的妇女，实际生育率都已经相当低了。
相对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压低农村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跟城市相比，部分农村的一胎半政策（如果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可以再生一个；如果第一个孩子是男孩，不允许再生）已经比较宽松，但仍然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相对较高的生育意愿产生矛盾。围绕生和不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故事。随着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为多生育付出过高代价，生育意愿也逐年走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