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刘震云的父亲威风了！
刘震云：“我没什么，我弟弟也没什么，就是我父亲疯了。他就拿着两个录取通知书蹲在街头，然后碰到人就说，‘你看这个事这很难办’，人家说，‘怎么了老刘？’，他说，‘你看吧，这个录取通知书有时候你真看不明白，你得帮我看看，你看北京大学都知道是在北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儿吗？西南有多大？’其实，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里肯定写的特别明白——在重庆什么什么哪个地方，人家说，‘老刘你家好事啊！’我爸说，‘这不是好事我发愁啊，人家说老刘行了’。”
记者：“他有点不明白？”
刘震云：“他怎么会不明白了，范进中举嘛，就是显摆么！”
父亲在街头蹲了好几天，刘家的喜悦令周围乡里啧啧羡慕。儿子中了“状元”，就能去大城市，就能有工作，就能找上媳妇。
刘震云：如果没有高考，那像我们家确实都存在非常大的这种生活上的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弟兄三个在农村生活，确实找媳妇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父母，其实给他们的生活最大的改变是，原来两个儿子怎么娶媳妇，我一共是兄弟三人还有一个小妹妹，因为我跟我弟弟差两岁，我们逐渐长大了怎么找媳妇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那一年，就把我父母解脱了。
3.高考关系千百人的命运
刘震云在北大。
考上北大，刘震云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了当年鼓励他的万指导员，指导员在回信上写了三个字：特别好！
在北大上学时，有一天，正在北京出差的万指导员特意找到学校来看他。刘震云从12元的助学金里拿出7块钱，请老大哥吃北京烤鸭。
临走时，指导员塞给他一个信封， “他说，‘小刘，我来北京，也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现在我又不是你指导员，你是我的弟弟，你哥给你一点钱，你自己买去得了，当时我一摸信封还挺厚的，因为那个时候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我说，‘指导员这、这、这不合适’。他说，‘怎么不合适，走吧！’然后我就装起来了，我就走......我突然又转身，我想起来了，‘指导员再见！’我给他敬了个礼，他也给我敬了个礼。”
未名湖畔的这个军礼，烙在了刘震云的心里。
“ 我走了好远，回头看，指导员还在那儿站着呢，回到学校，我一查70多块钱，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干部，他的工资也就四五十块钱。所以，可以说，77、78年的高考，就是把人往不同的方向提供了一个可以改变的基础。高考本身重要的是，它的断裂和它的出现跟这个时代、跟千百万人命运之间的这种奇妙的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