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格斗孤儿:为了改变命运
成都郫县的训练馆如今空空荡荡。
“90多号人都过去（马尔康）了，厨子也过去了，只剩我一个看家。”留下看家的师傅姓宋，是这里的管理员。
宋师傅说，孩子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佛龛前拜佛，然后再下楼吃早饭。这是恩波定的规矩。在这里，所有孩子都喊他“干爹”。
俱乐部的规章制度，红底白字贴在墙上。第一条写着，在训练、比赛和日常生活中无条件服从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和安排，努力提高技战术水平，为国争光。
小勇不喜欢这些规矩。他喜欢摔跤教练若尔曼，“她对我很好。”
教练何小慧说，“有些小孩子很调皮，但他更怕你骂他。被教练骂了，那么多人在那儿，就你被骂，你啥感想？”
何小慧是她的汉族名字，也来自凉山。初中进了体校，一路筛选到四川省拳击队。她说，孩子有三个月考察期，检查有没有传染病，身体条件好不好，筛选合格的才留下。
“宋叔叔，给我看下电视嘛。”在成都，自由活动时间，只要不乱扔垃圾，乖乖听话，宋师傅就给他们看电视。他说，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些家里管不了就送过来，一到训练就说“教练我要上厕所”，一上厕所就跑去玩了。
他记得，电影《摔跤吧！爸爸》公映的第二天，恩波把所有孩子拉到成都电影院。
电影里，两个女儿在巷子里奔跑，在田野奔跑，一段浓郁印度风的音乐响起，传来童声：“我们的人生就像一辆不幸报废的汽车，而爸爸啊，您就是把这辆车开废掉的司机。爸爸您对我们太残酷，我们快要累死了。”
小伍特别喜欢这个电影，从电影院回来，他又在师兄的手机里看了两遍。“那个爸爸特别伟大，我们干爹没有他那么凶巴巴的，他就这一点不如我干爹。”
他盼着和电影里的两个孩子一样，一步一步走向竞技巅峰，为国家争得荣誉。
在干爹这里，孩子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去动物园，第一次吃西餐。顿顿有牛肉，有鸡蛋，还有小伙伴。
大概没有谁打算用学业改变命运。很多孩子刚来时，连汉语都听不懂，只会藏语或彝族话。同一个班里，文化水平相差很大。
“我有点不喜欢上课，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读书好会奖励棒棒糖、笔那些，我没得过。我考试一般得10分20分，成绩在班里最低。”小伍说。
恩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俱乐部曾找过几所附近的小学和初中，想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学校方面觉得孩子来自阿坝和凉山，没有暂住证和居住证，文化成绩也不好，曾经送去过5个，又退回来了。
恩波不想提学校的名字，他说至少找了三家。有的学校最后提到如果要来的话，一个学生要交3万、5万的保证金，“还要派3个老师，每一天接送，怎么可能呢？”
恩波说，当时他没有找过教育局反映，觉得孩子在这之前已经失学了，“我能够让他们学习，我觉得我的良心还做的可以。”
俱乐部的课表上，每周一三五晚有文化课，周日有国学课。一个孩子在作文里写着——
“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对我说借点钱我有用，然后我借了他，他说明天还。到了明天他又说一个星期后还，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很久至今未还，然后就吵架了，我给他打了一顿。现在我们俩的友谊已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也不说话了。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情况，我们俩应该互相心平气和地聊一下，换位思考。”
自始至终，小勇一次都没笑过。
“韧带不得行（当地方言），你回去吧。”管理员告诉他的时候，他又有点儿想哭。他想念俱乐部，想念小伙伴。
奶奶站在两米之外看着他，问她理解孙子吗，她摇摇头。小勇嘴巴抿起来，转过头，眼睛望向远处的大山。河水从他家门前流过，街道寂静无声。他曾经从这里离开，去了成都。问他是不是不想再回来，孩子点了下头“嗯”，但如今还是回来了。
“不想笑。没什么好开心的。”
每年只去看一次弟弟
小勇的家住在阿坝州黑水县，他的同乡拉波12岁了，还在学拼音。拉波7岁时来到俱乐部，今年已是第五个年头。
见到陌生人搭话，拉波举起左胳膊挡住脸，把头埋进碗里，筷子使劲扒拉，呼噜呼噜地吃。旁边的男孩子眉心有个疤，大家说他是二郎神，他突然从碗里钻出来，咯咯地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他爸爸出家了，妈妈改嫁，又生了娃娃，不住这儿了。”邻居指着他奶奶家简陋的木门说。门上挂着一把黑锁，红牌子上写着政府的两项扶贫措施：通过低保政策兜底，种植核桃3亩。
这里不仅是拉波的老家，也是老板恩波的老家。“别说我们县里，整个阿坝州谁不知道恩波？”当地居民说，恩波对我们老家很好，马尔康的比赛，想去看的，拿黑水身份证登记就免票。外地来的，提恩波，没有黑车师傅敢多收钱。
不是每个乡亲都知道UFC的金腰带，但他们都知道恩波的家——竹格多村最大的寨子里，最大的那棵核桃树下，就是他生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