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原因很复杂，
不是一个‘穷’字就可以回答的。”
常熟童工事件背后：
回不去的学校和乡村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龚龙飞
本文首发于总第784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11月21日，梨视频拍摄制作的“常熟童工”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在今年9月，拍摄者老韩卧底于常熟市的一家服装制造作坊5天，拍摄了多家劳务中介介绍童工的情况，并记录了几位童工的生活工作状况。
视频中，童工们在弥漫着烟尘、棉絮和服装纤维的小作坊里工作。他们每天工作15小时，每月只休息2天，月薪仅2000多元，而且每月的大部分工资还被老板扣押到年底才结清，甚至还存在老板扣押身份证、银行卡、没收手机，乃至使用暴力的情况。
当天，常熟市政府连夜开展排查，共排查了近2000家小作坊和100多家企业，发现童工10名，他们均来自贵州、云南、河南等地的贫困地区。《中国新闻周刊》见到他们时，他们已被相关部门安置在某宾馆，等待讨薪结案后返乡。
“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个‘穷’字就可以回答的。”拍摄者老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流水线上的孩子
2016年11月25日，江苏省常熟市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波寒流。在宾馆内，记者见到了四名童工，他们是14岁的韦军胜、14岁的黎一隆、16岁的刘杰飞、15岁的杨俊鹏。
他们都穿着执法人员为其新买的冬衣。尽管穿着臃肿，也难以掩盖他们的消瘦。他们都有很重的黑眼圈。
三个孩子靠在床边玩着手机游戏，刘杰飞的游戏级数最高，这让另外两个孩子很羡慕，他们紧紧盯着刘杰飞的屏幕，不时发出惊叹。他们的手机中并没有电话卡，只是上网玩游戏和使用社交网络。与父母的联系全部依靠他们的带班师傅，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同乡人。
9个月前，刚过完元宵节，他们四人一起乘坐大巴车离开了贵州大山，经过两天车程，到达1900公里之外的常熟。带领他们的小作坊主冯健，如今已被刑事拘留。
2016年正月期间，制作服装的小作坊业主冯健前往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十二茅坡，找到了他的老员工王明家，通过他召集愿意去常熟打工的村民。王明在这个自然村里辈分较高，召集起来并不费事。有父母带着孩子到了王明家里，说因为孩子辍学在家，又无人管理，希望他们能够带孩子出去打工。双方还谈好工资待遇。经办此案的常熟市公安局民警陈立群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2016年2月29日，冯健带走了该村的10个人，其中有4个未成年人。
小作坊从早上六七点开始工作，直到夜里十一二点，每天上午11点10分和下午5点10分是吃饭时间，同时也是休息时间，总共不超过10分钟。
“我们刚来的时候，老板没有定工作量，我们每天7点就下班了，觉得很轻松。过了不到10天，工作量就定到了500，然后是700，再慢慢加上去，一直加到1300件，再加上去就干不完了。”负责给衣服“上腰”的刘杰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韦军胜说，每餐基本上吃一碗饭就基本没得吃了。到了下半年，因为工作量很大，偶尔有一点肉吃。每天夜里下工后，只要还有钱，孩子们就去买一碗5块钱的炒饭，或者泡面充饥。
因为是流水线作业，一个萝卜一个坑，老板曾经严肃地告知他们，不准缺岗，请假一天要被扣300元。
只有韦军胜请过一天假，“我那天发烧了，实在是起不来。”他回忆说。
他没有去买药，在阴暗的宿舍里躺了一整天。那次，老板没有扣他的钱，他觉得有些庆幸。
为了卧底，老韩去小作坊里干了4天活，已经觉得无法忍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份工作看上去没有风吹雨淋，其实非常辛苦，因为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几千次，胳膊始终都是抬着的，全身的肌肉酸痛。而且童工的工资平均每小时才5块钱，这远远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冯健的流水线作坊里，一个童工的工作量与一个成年人并无差别，却只拿到成年人一半的薪资。带班师傅的月薪在5000元左右，而童工的工资前半年每月是2500元，后半年每月2800元。每半个月，发放300到500元不等的生活费，其余的薪水要扣押至年底才发，这个情况倒是与成年人相同。冯健雇佣了4个童工，一年就可以少支付近12万元人工成本。
“一方面‘温水煮青蛙’，慢慢使得童工麻木；再配合上扣押工资年底结清的方式，使得童工不敢逃离。他们被扣押的工资越多，忍受力也就不断加强，这是老板的一个策略。”老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