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8点，儿子未归，等。
晚上9点，儿子未归，等。
晚上10点半，失眠，晚睡。
当记者通过短讯方式，询问老人儿子“您知道母亲平时在社区有几个朋友么？”“您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么？”。焦天一的头像迟迟没有跳动。
5分钟后，他回复：“抱歉，真的不清楚。”
“您平时和孩子沟通多么？”
“孩子白天累了一天 不想说话我也理解”
65岁的王素梅与女儿王奇住在丰台某高层住宅小区，高高矗立的三栋粉色住宅楼里塞满了几千人，但对于王素梅来说，这里却只有陌生人。在人员高速流动的北京，用不了几天时间，她身边的邻居就会换上新的一拨。
这和老家邻居间，闲来互相串门的“热络”，形成了天壤之别。
“家里3、4间平房随便怎么走，在这里真是憋啊。”她连距离家门口常去的菜市场名字，都不认得，也记不住。来自四川农村的她不识字，无法乘坐地铁、公交等交通工具。
没有女儿的陪伴，天安门、故宫她是怎样也走不到的。
白天，当儿女上班时，除了孩子的哭闹声，房间里几乎没什么动静，晚上儿女回来想聊上几句，但看着他们疲倦的神色，老人却又只能选择沉默。“我理解，孩子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王素梅这样告诉记者。
2017年8月1日，北京，一随迁老人带着刚放学的孙子回家。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前几天，女儿王奇匆忙回家取加班所需的文件材料，经过菜市场东面的那条斑马线，一回头却发现，母亲被夹在面色黝黑的卖菜夫妇、穿着人字拖的社会青年中间，手臂里上夹抱着孩子，斜跨的白布袋子里装满了青菜，走起路来很吃力。
她发现，以前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儿孙绕膝”的美好生活，好像并不全是真的。
在京随迁老人趋于低龄化 陷“融入难”窘境
在今天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老人儿孙绕膝、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是他们理应享受的生活。但这些社区“隐形老人”，不得不忍受着孤独与无助、想帮衬子女一把。可抛下了老家的老伴，好像老伴和自己一样、成了穿梭在社区里的“隐形人”。
在北京市朝阳、丰台等小区走访调查期间，当记者问及“与社区邻居的熟悉程度”时，占半数老人选择“不认识”或“仅是面熟”，甚至有老人回复说，在楼梯间、电梯中、丢弃垃圾时碰到邻居时点头之交，算是交往范围么？
缺少朋友、想家、孤独、不适应气候等是他们在北京生活的普遍真实状态。
2017年8月1日，北京，一位老人和两岁多的孙子，孩子因为摔倒啼哭不止。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据《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报告称，随迁老人的日常主要交往对象的前三位分别为家人、邻居和朋友，所占比例分别是30.4%、24.6%以及23.5%。其中，朋友交往次数最少。
学者苗艳梅向记者提供的一份关于昌平区某社区“隐形老人”调查结果显示，这些老人在与人交往中，出现“语言沟通有障碍”问题占14%。她认为，整体来看，随迁老人对社区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并不强。
从流出地性质来看，来自农村、乡镇、中小城市、大城市的比例分别是36%、18%、32%以及14%，来自农村的随迁老人比例略高。记者还特别注意到，随迁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从年龄来看，随迁老人趋于低龄化，多数处于56~60岁及61~70岁两个年龄段，占上述调研报告总数的94%。
“隐形老人”或成精神疾患高发人群
“社区‘隐形老人’目前已形成一定规模，他们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身份、心理认知带来社交行为的阻碍，可能会出现精神抑郁等同质化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北师大心理学专业博士周军分析称，此前就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随迁老人居多。
“心理健康、精神疾病的发生，与人际关系的支持程度有非常大的联系。一个随迁老人本身就面临‘连根拔起’的新生活、又缺少人际支持，生活中没有交往的对象，无人倾诉。”在多年研究心理学的周军看来，这些对于老人的精神健康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其实，有时以上问题的出现也和老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们觉得被抛弃了，已经回不去老家了，感觉成为了多余的人。”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教授苗艳梅认为，子女现在更需要“反哺”父母，对他们进行家庭的辅导。
央广网记者王永康 摄
她还建议，政府要购买服务，社会机构还要多开展对流动人口的服务项目，尤其在政策衔接方面，比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异地医疗报销的问题，对北京市老人在医疗等方面的优惠，要与随迁老人或实现一定程度的等同。
再比如，社区可专门组织为随迁老人成立兴趣小组。“有些医院专门将患有乳腺癌病人组织起来办活动，因为他们交流起来有很多共鸣之处。” 苗艳梅补充说到，如果政府购买服务的话，还必须形成制度化。
“不好融入城市是正常的，但随着老人在生理上的老化，感觉器官、学习及适应能力一定程度的下降，挑战会更大。”周军认为，这是作为随迁老人步入城市化的适应阶段、而不是结局。
注：为保护采访对象，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部分相关数据来源《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北京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