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64岁农民28年3次外出务工 因衰老被辞再出不去
可应聘时，对方只说了一句，“外地驾驶员不要”。
他开始攒钱，打算凑够了钱就买辆车回到黔西南州跑运输生意。几年后，他的车有了，高速公路上的货车越来越多，油价也涨起来了，运输生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徐建峰把车从市里开回了县城，发现还是没有太多可干的活儿，满城都是搞运输的农民工，“在外面打过工还有驾照的，几乎都在干这个”。最终，这辆车被开回了塘山村空荡荡的新房。
他还听说，有同村的人昔日在深圳的制鞋厂干了几年，回来后在隔壁镇上开了鞋店，十几年间生意火爆。可最近几年，互联网席卷而来，实体店铺生意越来越难做。
“兜兜转转还是这样，改变命运真的那么难吗？”徐建峰喃喃道。
这句话，杨剑深有同感。他在深圳做生意破产后，带着仅剩的积蓄回到老婆家，试图在当地开办广告公司，可真当他进入市场才发现，凯里市在2000年就有了大大小小60多家广告公司，市场竞争激烈，他在本地无依无靠，支撑了三年，还是关门了。
他觉得自己在凯里被打回了原形，“你以为自己懂了很多，积累了很多，其实你还是一无所有。”
只有丁成松的生活看起来稳当得一成不变。他牢牢地守着那3亩租来的土地。尽管，剔除掉成本和租金，他几乎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可他还是觉得，“至少一家人不会饿死”。
这个居住在村里最偏僻一隅的男人拒绝异地扶贫搬迁。面对扶贫干部多次劝说，他态度坚决，“去了城市，你连葱葱蒜蒜都要买，说是可以打工，可身体不好打什么工，做不了工，只能在床上等着饿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