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书龙
1919年杜威访华时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来源：济南日报
1919年4月30日，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陶行知代表南京高师、蒋梦麟代表江苏省教育会，一起在上海码头迎接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到来。此后，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足迹遍及中国10余个省，在华讲演多达200余场，在中国各地(其中即包括济南)知识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b]首到济南胡适陪同[/b]
杜威第一次来济南是在1919年12月24日，由胡适全程陪同并担任翻译。非常滑稽的是，当天，北京有关方面竟然还接到山东省督军发去的电报，称拒绝杜威一行来济南。可当杜威一行来济南之后，督军、省长又都派代表去欢迎，说什么“请他们来讲演，自然不成；但既然已经来了，就欢迎。”
在抵达济南后的第二天，杜威在山东省议会作了题为《教育原理》的讲演，杜威夫人也作了题为《妇女教育》的讲演。12月29日，杜威在济南学术讲演会作了此次济南之行的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新人生观》，但在报上登广告时却避开了“新”字，只写了“人生观”三字，“新”字直到讲演时才被添上。该演讲也是胡适翻译的，其大意是：人要应付环境、征服自然而生活。环境不同了，时势变迁了，我们应付的方法、征服的工具也是要变的，所以我们的人生观是动的，不是死的；是时时刻刻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能创造的，不要只是保守的。
当晚，济南中小学教职员开谈话会招待杜威。在招待会上，时任山东教育厅长的袁道冲在发言中颇不满意杜威当天所作的《新人生观》讲演，认为听讲者的程度不够，往往一知半解，生出许多误会，流弊很大。譬如：旧的不尽可废，办教育的应该教学生效法，学生的行动才不至于出轨，否则，一味鼓吹让他们新，那还了得。袁道冲的这番话遭到了胡适的当场驳斥，胡适认为：主张“新”并不是意味着要把旧的全推翻，而是要以批评的态度将旧有的“国故”分别出可以保存的 “国粹”和应去除的“国渣”，决不能凡是“国故”都加以保存；教育学生是要教他能创造，而不是要教他效法。胡适的这番话受到了与会听众的热烈欢迎。之后，易俗社又请杜威一家观看了新剧。但是，就在杜威等人离开济南的第二天，在山东省议会召开的临时谈话会上，又有议员起来质问：“谁叫杜威来讲演的？为什么不经大会通过就用会场？谁用议会的名义，得提出来办。不然，我明天叫几个妓女来，在这里开盘子。”由此可见当时济南新与旧之间的冲突之一斑。
先前一些涉及杜威中国之行的研究论著几乎都沿袭着这样一个说法：1921年7月11日，杜威结束了在华两年零两个月的讲学活动，离京返美。其实，在1921年7月11日，离开了北京的杜威并没有离开中国、返回美国，而是再次到了济南。
[b]又至济南住了九天[/b]
杜威此次来济南的缘由是这样的：1921年夏天，山东教育厅拟乘暑假之暇，组织夏期讲习会，盛邀国内教育界各领域的学者到济南进行讲演。在获悉杜威将取道青岛、转赴日本的消息后，山东教育厅便立即向杜威发出了讲演的邀请。即将离华的杜威很看重这次讲演，本来预定在7月上旬就来济南，后因接连在京参加证婚、美国国庆日纪念等活动而未能成行。
7月11日上午10时，杜威一家终于在北京高师教育研究科学员王卓然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北京、赶赴济南，胡适等到车站送行。当天下午，杜威一行再次抵达济南，并受到了济南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杜威等人此次至济后，仍住在经一路纬二路路口的石泰岩饭店。12日，济南各界代表请杜威一行游览了大明湖。当时刚到济南《民治日报》不久的顾随以记者的身份随行采访，并在湖心亭和杜威等人合影留念。当晚，济南各界在雅园设宴欢迎杜威一行。13日，杜威一家在王卓然等人的陪同下，由济南往游泰山、曲阜，时任民治日报馆经理的王乐平也以教育厅招待员的名义随行。
大约在17日，杜威一行返回济南，并应山东教育厅之邀开始在济南作讲演。与首次在济南的讲演相比，杜威此次讲演深受山东教育界的重视。杜威此次在济南共讲演6场，讲题分别为《教育者的工作》、《教育之社会的要素》、《学校科目与社会的关系》、《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关系》、《教育之心理的要素》和《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此外，杜威的夫人也作了两次演讲。当时济南的《民治日报》曾刊发了杜威《讲演录》。
杜威这两次在济南前后共住了9天10夜，一直到25日才离开济南，并于当天抵达青岛。在青岛，杜威与当地人士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青岛的风景名胜，后于8月2日离开青岛，转经日本返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