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制衡
削弱殖民势力 努力追赶青岛
1904年6月1日，胶济铁路全线通车，看热闹的济南老百姓第一次见到火车开到家门口，而第一辆火车的车头上，印着“Li Hau Fen”的字样。多数老百姓看不懂“Li Hau Fen”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以此命名的这辆火车，纪念的是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毁誉参半、既对中国地质学有贡献同时又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双面学者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
李希霍芬的学术地位显赫，多次荣任德国地理学会会长，他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名称，至今仍被中国人使用，祁连山山脉在德语中被称为“李希霍芬山脉”。李希霍芬于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境内共计开展科学考察旅行7次，涉及13个行省，他在第3次旅行时进入山东，着重调查了山东的煤炭资源。回国之后，李希霍芬对山东念念不忘。他在1882年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第2卷)里，大篇幅讨论山东问题，指出胶州湾是适合德国占领的理想地点。
鲁迅把李希霍芬称为“德人利忒何芬”，他在深入研究李希霍芬其人和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历史后发出感叹，“盖利氏游离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
李希霍芬曾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对山东人的印象不错，当然这来自我接触过的不多的山东人，他们比长江流域的人要好。这些人性格大多比较温和，人又聪明能干，当然他们也有缺点，那就是比较听话和羸弱。”
德国人最初没有意识到，“顺从的山东人”会把济南开埠作为制衡青岛发展的砝码。这一点，在百年之后被另一位德国人看出来。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认为，“中国的督抚们完全预见到德国在山东省的这种扩张，建立商埠也并非出于想象的可在山东省为德国商贸发展创造更多方便的目的，而是出于中国政府的政治目的……‘从经济上削弱青岛’这个主题始终是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则德国沿胶济铁路的优势地位就实现了一种有效的平衡作用。”
有一个数字可以反映出济南在开埠前后的经济巨变：开埠后第一年(1905年)，济南全市有外国侨民360人到1918年时，济南全市有外侨1005人到1944年时，外侨达49101人。如此外侨规模，至今济南难以超越。所以，民国时期散文家倪锡英才大赞济南“竟可与青岛、天津相抗衡”。
战后巨变
大批遣返外国侨民 领事馆接收、撤离
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对“济南新城区”的规模介绍颇为精确：商埠区位于中国城的西边，离外城墙700-1000米，在一块约1200米×1700米的土地上，面积为2平方千米。彼此相交的街道构成了平均边长为120米-180米的街坊。
托尔斯藤·华纳认为，“济南新城区的建设是以西方城市建设为榜样的”，“某些细节甚至表明，德国人建的城市青岛及其建筑条例是这个1905-1906年开发的新建筑区的样板”。其理由是，“设计者在济南商埠的中心区域空出两块街坊，建了一座不同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城市公园(今中山公园——记者注)。街道加装了污水下水道，每座新房子都必须与之相接……”
德国在济首开领事馆多年后，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德国、日本作为战败国，其驻济领事馆被国民政府接收，时任德国领事韩宝满在1945年11月被国民政府遣送回国。英国驻济领事馆在济南沦陷后，即把领事业务迁到青岛，至1945年9月正式撤销。美国驻济领事馆在1941年12月美日宣战之后，一度被日军占用，1946年虽然重开，但随着解放战争打响，美国驻济领事馆最终撤销。
外国侨民的大批撤离，也是领事馆中止在济业务的重要原因。与固有观念不同，济南的外侨遣返发生在二战结束后，而非新中国成立之后。1945年日本投降后，民国政府令山东省政府对济南地区的日侨、日战俘、韩侨、韩战俘以及德国、意大利侨民进行遣返，并指令济南为河南省、河北省等地日侨遣返集中地。1945年12月28日，首批日本侨民644人被遣送回国。至1946年5月16日，除留用551人外，共分31批将外国侨民52307人遣送。其中，日本49637人、韩国2557人、德国111人、意大利2人。
记者从山东省外事办了解到，目前共有3个国家在省内开设领事馆，分别是日本、韩国、泰国，地点均在青岛市。如今，外国领事馆的开设地点选择，以侨民分布和地缘区位为主要考虑因素。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驻华使领馆，基本云集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大连、武汉等，具有鲜明的“大区制”色彩，一个领事馆的业务，通常覆盖两三个省份。济南作为京沪之间的城市，市民无论北上还是南下都颇为方便，所以没有领事馆选择在济南驻设。
如今的济南，虽然没有领事馆驻设，但远比百年之前更加开放，繁华一时的“华洋通商之埠”，早已从物质到精神上焕然一新。（来源:舜网-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