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国的兴衰
济水从黄河分流而出以后先到达荥泽，在这里泥沙被大量地沉淀下来，再继续往前流经荷泽、大野泽（巨野泽）时，泥沙又经两次沉淀，从而经东平时就比较清了，所以在战国时就有“清济浊河”之说，清济就是说济水清，浊河就是说黄河水混浊。
在春秋以前，黄河由山西流向河南到达荥阳广武山北麓后，就进入了一片极为广阔的平原，于是出现了许多河岔，时称“北播为九河”。《禹贡》、《山海经》和《汉书·地理志》、《汉书·沟洫志》分别记载了春秋以前黄河从荥阳广武山北麓流出的三个不同时期的流域变化，分别称“禹河”、“山经大河”和“汉志河”。“禹河”从河南浚县西南的古宿胥口沿太行山东麓北行，进入河北曲周县以北一片广阔的平原后形成多股河道，到今天津市东南入海；“山经大河”从河南浚县的古宿胥口沿太行山北麓北行，到河北深县分道北流，会合沱水、滋水等河流，经霸县附近，从今天津市区入海；“汉志河”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又折道西北流经今馆陶县的东北，再折向东流，经今高密县南又折而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南至今黄骅县入海。三条分流的黄河，可能是春秋前黄河九河的主要支流或先后的黄河河道。春秋末，齐、赵、魏等国沿河筑堤，“禹河”、“山经大河”均断流，黄河水专走“汉志河”。黄河下游河道宽约50里，河水长期在此河道流经，泥沙大量沉积，从而使河底抬高，于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巨野（巨野泽）”，与淮水和泗水连通，一度泛滥21年，直到公元前109年才被堵塞。此后，从成帝始一直到王莽时代，黄河不断泛滥，直到东汉明帝时经王景治河才稍得安宁。多次泛滥，使荥泽被泥沙灌淤，首先干涸，从而使济水失去了上游的泥沙沉积处；王莽始建国三年的河决，对济水产生了冲击，济水河道被淤浅，又在其他河流的分流下，济水到东汉末渐渐断流，从而淹没。济水本来是注入荷泽的，济水的淹没也带来了荷泽被泥沙的淹没，只有汶水还流入大野泽，保持了大野泽的存在，但是随着黄河的泛滥，大量泥沙进入大野泽，大野泽被黄河泥沙淹没也就在劫难逃了。不过东汉以前，从河南荥阳分流出来的济水起着沉积黄河泥沙的作用，减少着黄河泛滥的次数与程度，所以那个时候的济水就倍受重视。
在东汉以前，济水是黄河的重要支流。当时在今鲁西、鲁西南一带，因地势过于平坦，人们不得不因黄河的变迁而变迁，但到了今章丘西部靠近南部丘陵的山麓平原一带，则别具一格。南靠山，下有河水流过，提供了方便的生活条件，于是最早的济南城便在此产生。
济南城的形成，还应该归功于原始时代人们的自然选择。梁思永、吴金鼎两位先生于1928年在古济南城西部5华里处发现了一父系氏族社会的遗迹，这是我们国家最早发现的父系氏族社会的遗迹，当时以当地村名命名为龙山文化，自此，龙山文化成了这一历史阶段文化遗迹的代名词。在挖掘古代遗迹的过程中，考古学家们认定了两个古城，一是谭国故城，二是谭国故城东5华里许的东平陵城。东平陵城就是济南故城。
古代的建城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自然条件，二是人文环境。自然条件主要由气候、土壤与水资源三个方面组成。1930年至1931年在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一个炭化的竹节和大量喜暖动物的遗骸，联系其他考古遗迹，竺可桢先生作出了龙山文化遗址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冬季1月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的结论。根据历史记载，西周前期的齐鲁之地可能比较寒冷，故时有“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以及“江河俱冻”之类的记载，但自春秋以来，一直到两汉时期，天气变温暖，当时的文献记载，齐，临淄城西南有申池，申池有茂密的竹林，齐鲁之地的农作物也能一年两熟。而且适宜在沼泽地生活的麋鹿在齐国竟也成群结队，可见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济水与黄河之间的地区的土壤是含腐殖质较多的黑色土壤，属于肥沃的土壤，宜于人们居住生存于此；现在龙山村东与谭国故城之间有一条河流，当地人称之为龙山河，根据《水经注·济水条》以及村南2里许的白谷堆村庙碑和龙山镇重修永固桥薛家桥碑文的记载，龙山河原名武源水，武源是“鹅鸭”的转音，故最原始的名称是鹅鸭水。武源水源于白谷堆，远古时代的白谷堆沟渠纵横，泉源四涌，两岸草木茂盛，颇为清幽。而白谷堆的水源于鸡山，鸡山泉水伏流地下，至白谷堆才冒出地上。古时发源于鸡山的河除了武原水以外，还有关卢水，在北魏以前，武原水经谭城东、东平陵城西，关卢水经谭城西然后两水会合共同入济水，可见，在北魏以前，谭城与平陵城之间河渠纵横但又不是沼泽区，这正是以自然攫取食物为主要手段的远古的人们生活的最佳之地。
谭国与东平陵城都是古城。谭国是商的故国，子姓，周灭商以后，谭国仍存在。公元前753年，卫庄公与齐国君之女庄姜结婚，不久谭国公又娶庄姜之妹为妻，所以在春秋初年谭国国君与齐国国君是亲戚关系，这时正是齐襄公时期。齐襄公醉杀鲁桓公而私通其夫人，齐襄公的弟弟们害怕祸及自身，便亡奔他国，公子纠在管仲、召忽辅佐下逃往鲁国，公子小白曾逃亡到谭国，谭国没有给以礼遇，于是他在鲍叔牙辅佐下逃亡到莒国。齐襄公在齐国内乱中死去后，公子小白回国当了君主，是为齐桓公。齐桓公登极，各国诸侯都来祝贺，而谭国却不来祝贺，这又惹怒了齐桓公，为报谭国不予礼遇之仇，他便发兵谭国。谭国是小国，绝对不是齐国的对手。考古学家董作宾先生在此地发掘时，发现了三个墓葬，第一个墓葬破城基而埋，第二个墓葬有四副人骨，三个成年人，一个小孩，成年人中有一人是女性，都无棺木，显然是慌乱中埋葬的；第三个墓葬有二人，一人脊椎骨正中有一铜箭头，铜锈把脊椎骨染绿了，看来是战争中死亡者，由此可见，齐桓公伐谭时肯定也遭到了谭国人民的抵抗，但是由于谭国国小力微，还是战败了，谭国国君便逃亡到了其盟国莒国。至于齐桓公讨伐谭国的原因，恐怕主要是谭国支持齐襄公。谭国所在的村庄名曰山城，董作宾先生曾在该村关帝庙见到乾隆三十四年李衮所写的《新建襄城村关圣帝君庙记》，该庙记说：“襄城村居龙山镇河之正东，去平陵城西南隅三里许，后有土阜，传呼为城子崖，旧以山城名村者几何年矣。余田数顷环其野，乾隆戊午，余工人治场取土，误及古冢，谛视铭痣，乃故隋开皇间齐州刺史唐公名恭之墓，志载‘三为刺史，善琴，有惠政，卒葬任所襄城之南，鸿沟之北’。鸿沟不识其旧址，而襄城之为此村名，无疑也。”古代同韵之字互转者不乏其例，董作宾先生断定山城系由襄城转音而得名，既然如此，我们不由得联想起了襄城与齐襄公的关系，大概谭国是因为与齐襄公关系不一般，所以才不接纳逃亡的公子小白，也不祝贺公子小白当国君。齐桓公灭掉谭国以后，为了表白自己的宽宏大量，没有把谭国的版图划入齐国，大概找了一个傀儡统治谭国，所以战国时楚国的孟尝君从齐国返回薛城时，还遇到谭子，不过从春秋时称谭公，到战国时称谭子，地位已经降低了不少。
对于战国前东平陵城的记载，史料较少。伏琛的《三齐记》说东平陵是殷帝乙之都城，于钦的《齐乘》对此反驳说：“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并无都齐者，况帝乙乃武乙之子纣之父也。武乙帝乙皆居于朝歌，逮纣而亡，岂有此地。”于钦之说，对于正规之都来讲是成立的，但是有两种情况难以否认。一是殷商处在游牧时期，虽然盘庚以后农业得到了大的发展，但还不能说脱离了游牧习惯，为了游猎的方便，在水草茂盛、麋鹿成群的东平陵之地设一据点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这类似于后世的陪都。二是周文王与帝乙是同时代人，文王是一代枭雄，已经从陕西开始了向东扩张，帝乙是个无所作为的君主，因惧怕周之威胁而东迁，另在东平陵建都，作退守之备，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因为东平陵始终没有作为商的正式都城，所以才不被西周重视，也就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这正好给新王朝的利用开发带来了方便，所以西汉建国后，于公元前186年，吕后封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以济南郡为吕王奉邑，就以东平陵为治所。事过6年，于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陈平、周勃诛杀诸吕，吕台奉邑也被废。文帝即位以后，于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封齐悼惠王之子刘辟光为济南国国王，首府设在东平陵，并置历城县，属于济南国。汉景帝时，王国与朝廷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实行削藩政策，一些不法的国王对此反对，于是发起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的叛乱，济南王刘辟光也在反叛之列。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大将灌婴率兵反击叛军，三个月后，终于打败了叛军，济南王刘辟光被处死，葬在今章丘市圣井镇的危山，济南废国为郡，隶属于汉中央。由于长期处在和平阶段，济南手工业和冶铁业发达，东平陵设有工官和铁官，是全国8大工官和44处铁官之一，济南的冶铁水平很高，东汉章帝有3把宝剑，其中之一“济南椎成”剑，可见济南经济之发达。另外，人口密度很大，《汉书·地理志》载，“前汉济南郡，户十四万零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八十四，县十四”，可见，其属于中等规模的郡。
济南处于临淄和青州的西部，地滨济水，是贯通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至汉代，临淄仍是东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城市，齐地盛产鱼、盐、漆、布、帛，特别是纺织品，最为精美。随着经济的发展，山东半岛的鱼、盐、丝麻织物、钢铁制品等都在济南集中与疏散，济南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到了东汉，济南的地位逐步提高，成为重要的皇子分封之地，皇帝也常常光顾于此。光武帝刘秀又于建武十五年（公元29年）四月封其皇子刘康为济南公，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月，刘康进爵为济南王，济南郡又恢复为济南国，首府仍为东平陵。济南国当时辖10个县。刘康甚受皇帝器重，所以到了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光武帝亲自来济南视察，看到济南经济繁荣，又把平原郡的祝阿、章丘等6个县加封给济南国。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巡狩泰山时，又曾视察济南。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六月，刘显（前济南王刘错之子）被封为济南王。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五月，济南王刘广薨，因无子嗣，国除。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河间王刘利之子刘康被封为济南王，这个刘康与光武帝时的刘康重名，但不是一个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风卷齐鲁大地，曹操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而于光和末年（公元184年）任济南相国，曹操就以济南为重要据点，击败青州的黄巾军，他收编降卒30万人，选拔精锐，号称“青州兵”，青州兵是曹操的起家部队。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东征乌桓，济南的农民起义军再度兴起。十月，黄巾军一度攻进济南，杀了济南王刘密。而后济南国废，又改为济南郡，郡治仍在东平陵，属青州，历城县仍属于济南郡。
东汉灵帝封刘康时，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危机四伏，刘康曾大修济南城墙。但坚固的城墙不但挡不住愤怒的义军，反而遭到了义军疯狂的摧毁。济南被屠城的情形可能很惨，佐证有二：一是当地人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个风俗，说东平陵城里面鬼狐成群，大姑娘结婚如果走城里，就会遭到狐仙的暗算，所以，至今结婚的队伍即使走城里是近路，也都躲着城里走城外，这是对当时杀人太多的变相反映。二是自这次屠城以后，东平陵城一蹶不振。至晋永嘉年间，只在此设县，而把济南府治移到历城。城市的迁移一般是两种原因，一是人为的原因，在中国主要是屠城后，向临近地方迁移，这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一个原因。二是地理环境的变化。东平陵城西原曾有河，随着济水的断流，大概城西的河也断流了，水源的不足也给东平陵城内的人民带来了不便。济水的变化使历下的水位有所降低，沼泽地区减少了，这给人们在历下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方便，这也是济南从东平陵迁到历下的原因之一。
作为济南首府的东平陵城，曾有过一度辉煌，出现过一批名人。以传经书成名的伏胜家族就是济南的著名家族，济南的张生和千乘（今广饶）人欧阳生对传《尚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王莽的祖上也久居东平陵，至今东平陵周围的村中王姓人氏较多，而且在城西有田家庄，王莽就是齐国田姓王族的后人。现在居住在东平陵周围的王姓人氏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战国时期土著居民的后裔。